文学地理学的诱人前景——在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二届年会上的总结发言
  • 2016-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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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曽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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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届年会的基本情况

和首届年会相比,本届年会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会议的规模扩大了。首届年会到会代表61人,本届年会101人;

二是与会专家的地理分布更为广泛。首届年会的专家全部来自中国大陆,本届年会的专家除了来自中国大陆,还有来自香港、澳门的,还有来自日本、韩国的。首届年会是一个国内会议,本届年会实际上是一个国际会议;

三是提交的论文增多。首届年会31篇,本届年会53篇;

四是会议的议题更加丰富。首届年会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区域文学地理。本届年会的议题主要有四个:除了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区域文学地理,还有文学景观;就区域文学地理所涉及的对象来看,也比首届年会丰富。首届年会讨论的区域文学地理,主要包括江西、西北、巴蜀文学地理,本届年会除了讨论江西、西北、巴蜀文学地理,还讨论了北方、中原、燕赵、西南、江南、岭南文学地理。

二,20世纪以来的文学地理研究

我和我的研究生李伟煌合作完成了一个《文学地理学论著目录索引》,根据这个索引来统计,从1905年到2011年,在中国发表的研究文学地理的论文有1126篇。其中:

1905年到1980年这75间,只有26篇;

1981年到1990年这10年间,有15篇;

1991年到2001年这10年间,有85篇;

2001年到2011年这 10间,多达1000篇。

2012年的统计数字还没有出来,但是有另外一个数据可以供我们参考。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公布的本年度评审通过的“文学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252项,其中36项为文学地理方面的项目,占总数的14.3%,远远超过“文学类”的其他分支学科。

还有一个统计数字,也是很令人鼓舞的。从1997年到2011年,在中国大陆产生了1061篇研究文学地理的论文,其中硕士、博士论文多达300篇,占总数的28.2%,将近三分之一。

一个硕士生、博士生选择什么样的题目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虽然各有各的理由,但是有几点可以说是共同的:

一是要在学术上有创新价值,至少要在某些方面超过前人;

二是要得到导师的首肯,进而得到答辩委员会的首肯;

三是要满足自己的学术兴趣;

四是要体现自己的学问和才华;

五是要产生一定的学术反响;

六是要具有可持续研究的价值。

尤其是第一点和第六点,即学术上的创新价值与可持续研究的价值,对于一个真正把学问当作自己的事业的硕士、博士来讲,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换句话说,一个硕士生、博士生选择什么样的题目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对于他今后的学术生涯、学术前景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15年之内,在中国大陆有300位硕士生、博士生把文学地理的研究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的选题,这就表明,文学地理的研究在他们看来,无疑是最有价值的研究。从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来讲,有这么多的硕士生、博士生来从事这项研究,无疑表明了这个学科的可持续发展的诱人前景。

首都师范大学的陶礼天教授讲:“1992年以来,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已渐成显学。”文学地理学在今天是不是显学,可能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说文学地理的研究是一个持续了20多年的学术热点,我想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三,文学地理学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

第一,早在孔子(公元前551——前479)之前,也就是2500年以前,中国学者就开始了文学地理的思考与实践。《诗三百》(《诗经》)中的“十五”国风的编排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第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的季札观乐的那一段文字,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关于文学地理的一段最早的言论。在中国古代,诗歌和音乐是二位一体的。季札所观之乐就是周乐,首先就是《诗三百》中的十一国风。他在这里讲音乐地理,实际上也是在讲文学地理。季札(公元前576年一前484年)是春秋时期吴王寿梦的小儿子,比孔子大25岁。 也就是说,至少在2500年以前,中国就有了文学地理的研究。

第三,唐代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里,把河朔的文学与江左的文学作了一个比较,也就是把中国的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作了一个比较,可以说是专门讲文学地理的一段文字。

法国学者讲文学地理,最早应该是斯达尔夫人。他在《论文学》这本书里,把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作了一个比较;她所讲的南方文学,是指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的文学;她所讲的北方文学,是指英国、德国、丹麦、瑞典、苏格兰等国的文学。在《论德国》这本书里,她又把法国文学和德国文学作了一个比较。那么她是什么年代的人呢?她出生在1766年,去世在1817年。魏徵是什么年代的人呢?他出生在公元580年,去世在643年。也就是说,魏徵的年代,比斯达尔夫人要早1186年。

至于写作了《艺术哲学》的法国批评家丹纳(18281893),他的年代比斯达尔夫人又晚了62年。

需要指出的是,斯达尔夫人的《论文学》与《论德国》,既不是文学地理学的专著,也不是文学地理学的专文;丹纳的《艺术哲学》也不是一本文学地理的专著,这本书只是包含了文学地理,但不是专门讲文学地理。丹纳认为,艺术作品的产生与风格的形成,与时代、环境、种族这三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只是其中之一。

第四,无论是中国的古代学者,还是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和丹纳,都没有使用过“文学地理”这个概念。第一个使用“文学地理”这个概念的人,是中国20世纪初期的著名学者梁启超。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中国地理大势论》这篇论文中写到:“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梁启超的这句话虽然不全对,因为文学地理在许多时候并不随政治地理为转移。但是他最早提出了“文学地理”这个概念,这是对文学地理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梁启超是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他还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名叫《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这篇文章的里,他用了不少的篇幅讲文学地理。

第五,1905年,中国著名学者刘师培发表了《南北文学不同论》;1906年,中国著名学者王国维发表了《屈子文学之精神》;1934年,中国另一位著名学者汪辟疆发表了《近代诗派与地域》。这是文学地理学学术史上的三篇有系统的论文。

以上五个证据表明,关于文学地理的最早的思考和实践是在中国,“文学地理”这个概念,最早出自中国;文学地理学方面的最早的、有系统的论文,是出自中国;文学地理学方面的最早的专著,也是出自中国。

四,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

文学地理学的思考与实践,文学地理的概念、文学地理方面的论文和专著,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就出现了。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从事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的。我们是在中国前辈学者的基础上进行的。

2011年419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文学版的头条位置发表我的《建设与文学史学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这篇文章时,配发了三张照片,一张是刘师培的,一张是王国维的,一张是汪辟疆的。这三照片,都是编辑找来的,不是我找来的。如果让我提供照片,我还要找一张梁启超的。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四位导师。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多位中国学者发表文章,倡导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包括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金克木先生。他们的意见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把文学地理的研究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二是把文学地理的研究作为一种方法。

我本人的意见是,文学地理的研究,不能仅仅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也不能仅仅是一个方法,它必须是、而且完全可以是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一个独立学科。

我的主要理由是:

第一,任何一个独立的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就是文学的历史演变。历史演变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就是文学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一个空间概念。虽然时间和空间是相互联系的,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时间与空间有联系,但不能包含空间。

诚然,一部好的文学史,通常会介绍某一个作家是哪里人,某一个作品是在哪里写作的。但是,文学地理学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它的内容比这个要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

文学史和文学地理,各是一码事,桥归桥,路归路。用文学史的方法解决不了文学地理的问题,用文学地理的方法也解决不了文学史的问题。

文学地理学之所以能够成立,首先在于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它的研究对象,就是文学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这个问题不是文学史所能解决的,所以必须建立一门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独立的文学地理学。

第二,有了文学地理学这个二级学科,文学这个一级学科才算完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产生并发展的,文学也不例外。在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往往既有解释其时间关系的分支学科,也有解释其空间关系的分支学科。例如语言学有语言史,也有语言(方言)地理;历史学有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也有历史地理;军事学有军事史、也有军事地理;经济学有经济史,也有经济地理;植物学有植物史,也有植物地理。为什么文学有文学史,而不能有一门文学地理呢?有了文学地理这样一个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的二级学科,文学这个一级学科才算完整。

第三,文学地理的研究不能老是停留在一个方法的层面。有人认为,文学地理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不是一个学科。事实上,如上所述,至少在2500年以前,中国学者在编辑《诗三百》中的“十五国风”的时候,就使用了“文学地理”的方法;吴国公子季札观乐,在评价《诗三百》中的十一国风的时候,也使用了文学地理的方法。

东汉的著名历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在讲到“故秦地”的雍州、梁州,以及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一带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时,一再援引《诗经》“秦风”、“豳风”中的某些篇章和诗句加以印证。南宋的著名学者朱熹在研究《诗经》的时候,曾经明确地指出:看诗,要“看他风土,看他风俗”。所谓“看他风土”、“看他风俗”,就是考察文学所赖以产生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以及文学作品本身所描写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如果说,班固的方法,可以称为“以诗证地”的方法,那么,朱熹的方法,就是“以地证诗”的方法。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以诗证地”的方法可以说是人文地理学的方法,以“以地证诗”的方法则可以说是文学地理学的方法。

在班固之后,朱熹之前,还有南朝的刘勰,唐朝的魏征,都有过文学地理方面的言论。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讲到了文学与“山林皋壤”即地理环境的关系,并且提出了“江山之助”这一命题。魏征的《隋书·文学传序》,则把“江左”的文学与“河朔”的文学进行比较,他所使用的这种方法正是今天的文学地理研究经常使用的方法。

问题是,文学地理不能总是停留在一个方法的层面,它必须上升到一个学科的水准。任何一个没有学科内涵、学科品质、学科规范的方法,永远都是一种不成熟的方法。例如我们大家研究文学,通常会使用文艺学的方法、美学的方法、历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人类学的方法、民俗学的方法等等,试问这些方法,有哪一个不是一个成熟的方法?又有哪一个不是出自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的内涵、品质和规范的学科?

文学地理作为一个方法,必须有自己的学科做支撑。长期以来,中国学者研究文学,并没少用文学地理的方法,可是文学地理的研究并没有达到成熟之境,根本的原因,就是这种方法并没有达到成熟之境。而这种方法之所以没有达到成熟之境,就因为它没有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的内涵、品质和规范的学科做支撑。

所以我主张,文学地理必须由一种方法上升为一个学科,而且是一个独立的、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的学科。有了这样一个学科做支撑,文学地理这个方法才能真正达到成熟之境。

第四,文学地理在学科结构上完全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还有人认为,文学地理作为一个学科,有它成立的理由,但不能与文学史双峰并峙。如果文学地理与文学史双峰并峙,那么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位置又如何摆呢?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文学史研究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考察文学的纵向发展和演变;文学地理研究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考察文学的横向分布与演变。一个是时间维度,一个是空间维度,只有文学史和文学地理,才有可能双峰并峙。虽然文学地理在今天还只是一个新兴学科,还没有达到成熟之境,还比较矮小,但是在不远的将来,它就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比肩而立了。

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作家作品。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作家作品,它就成了文学史的研究;如果从地理的角度研究作家作品,它就成了文学地理的研究。

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不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也不是具体的文学史或文学地理,而是在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地理的基础之上,抽象出某些理论、原理或者规律。如果它抽象出来的理论、原理或者规律,属于文学批评方面的,那就是文学批评的理论;属于文学史方面的,那就是文学史的理论;属于文学地理方面的,那就是文学地理的理论。文学批评是一个最基础的二级学科,文学史和文学地理是两个并列的较高级的二级学科,文学理论是一个最高级的二级学科。图示如下:


文学理论

文学史 文学地理

文学批评

作家作品


文学地理的研究,在中国至少有2500年的历史;在西方,如果从法国的斯达尔夫人算起,至少也有240年的历史了。文学地理的研究已经完成了相当丰富的学术积累,现在到了对它进行理论概括的时候了。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有了准确的定位,有了明确的目标,再加上不懈的追求,就会有一个诱人的前景。让我们加强联系,加强沟通,为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