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前的成都:小商小贩给城市带来活力
  • 2017-05-12
  • 腾讯大家
  • 作者:王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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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小贩是街头最抢眼的人群,他们为城市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生机。不过,成都人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是司空见惯,很少记载下细节,而外国人到成都后,便立刻被这种丰富的地方文化所吸引,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美国传教士J. 威尔(J. Vale1906年写道:“这个城市好像有数不尽的方式让他们通过做小生意来谋生。”他估计成都街头大约有150种不同的小贩,销售食物、日用和妆饰三大类商品。小贩们的资金很少,利润又有限,但是他们的生意可得到迅速的回报。他们的商品不仅能适应各个不同的季节,而且可以根据买主的需要采买物品。老年人和不能做繁重劳动的妇女往往以此为生。

 

上图是《通俗画报》1912年发表的桥头卖凉水小贩图。这张画的标题是“炎凉世界”。插图注释文字叙述说,过路人在嘲笑卖水人的红阳伞,因为在清代,这样的伞仅供官员使用,但是现在它已经被降低等级,开始为下层阶级使用。作者在这里使用的是双关语,即买凉水者给路人提供凉快,但是革命后这种“高贵”的阳伞落到这步田地,真是“世态炎凉”啊!

日出之后,各种各样的小商贩登上了他们的舞台——街头,从而在都市生活的交响乐中,开始了他们一天的表演,小贩们的叫卖声成为成都“城市之音”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贩们的吆喝,对当地居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每一种小买卖都有其独特的叫卖方式。铜锣和铃铛是最常用、最能引人注意的工具,“当它们发出声响或被敲击时,居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便会知道某种小贩的到来”。

小贩们带着货箱,大声吆喝,吸引买主来看他们的玉器、针头线脑、熏蚊香和其他日用品,女顾客则为此讨价还价。即使是类似的商品,小贩们可以不同的鼓声来加以区别:

卖菜油的小贩敲一面半月形的木制锣,卖芝麻油的小贩打一个瓷碟大小的薄黄铜盘,但卖其他食油的小贩摇晃拨浪鼓,卖豆腐的小贩敲个尺多长的空竹筒。

卖甜食、玩具和其他玩艺儿的小贩,最受孩子们欢迎,他们敲击一面直径大约20公分的黄铜锣宣布他们的到来。那些经营刺绣和价格稍贵的陶器的小贩,使用的是直径比黄铜锣稍小一点的鼓,其敲鼓的方式独特而有味道。威尔写道:“使劲地敲打一下之后,敲击速度越来越快,直到鼓声在风中持续不断地回响。这样,即使在几百码以外的买主也能听到。”

居民们能迅速地辨认出不同小贩和手艺人的叫卖声。一首竹枝词写道:

门外忽来卖货郎,

连铃鼓动响叮当。

婢供驱使娘弹压,

挑拣全凭女主张。

一位老茶客回忆当年买卖旧货小贩抑扬顿挫的吆喝声,记忆犹新:“牙齿,牙齿,金牙齿;手表,手表,烂手表。要不要珍珠?要不要玛瑙?要不要珊瑚?要不要茶壶?……”

从早到晚,商贩们在街头来回游走,用他们独特的声调吸引顾客。黎明时分,城市被从茶馆、街边小店、手推车传出的各种杂音和小贩的吆喝声唤醒,街头巷尾到处充斥着“火巴(读:pa)豌豆!”、“豆芽儿!”的叫卖声,这都是一般家庭最普通的菜肴。

上图是《华西晚报》1941年描绘的夏天卖驱蚊烟的小贩。他们典型的吆喝声为:“蚊烟,药蚊烟!买香料的蚊烟……”这样的吆喝声甚至到20世纪6070年代的成都还可以经常在街上听到。

小贩是市民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饮食小贩几乎到处都能摆摊设点——街角、人行道、寺庙、或茶馆外甚至官府门前,这些公共空地都是他们支起货摊做买卖的好地方。

成都尤以美食闻名,特别是芳香可口的小吃,吸引众多食客。清末,外国旅行者把卖小吃的摊点叫作“街头厨房”(street kitchens)或“流动饭馆”(itinerant restaurants)。

 

那些街头食摊每天营业的时间很长,通常是从黎明到午夜。其设备很简单:一根扁担,一边挂木桶,里面放着锅碗瓢盆,另一边挂炉子。一个抽屉可以随意打开,里面装满了豆瓣、酱油、红辣椒、姜米、香料和泡菜等调味品。有的街头摊点也摆放了几张桌子和几条长板凳,但大多数顾客只能站着或者蹲着吃,人们也并不以此为不便。

普通人特别是体力劳动者是食品小贩的主要顾客。在路口有很多饮食摊为路人和苦力供应早餐,到这里吃东西的主要是轿夫、鸡公车夫、人力车夫和搬运工。在开始他们一天漫长而艰苦的劳作之前,他们需要一些“暖身的东西”。

他们喜欢吃鸡蛋大小中间夹有黄糖的汤圆,正如一个传教士观察到的:“三四个小钱就可以买五个热腾腾的汤圆,这将在早餐之前为走六七英里路(引者注:约20里路)垫肚。如果没有这顿温暖的小吃,贫困不堪的苦力是很少开始工作的,特别是在秋冬两季。”

一位外国旅行者回忆到,当卖油煎小吃的小贩经过街头时,“他们几乎不自觉地就会叫住他,品尝他的食品”。成都人喜爱吃油炸的、普通面粉制成的锅魁和油条。

另一种在劳工阶级中受欢迎的食品是饺子。在薄木做成的圆蒸笼或发亮的罐子里,饺子保持着热度,当他们“下市后在回家的路上或是在负荷沉重需要一份快餐时”,就可以吃饺子。日落后到上床睡觉之前,居民们也喜欢走到外面买一碗面条,“滚烫的热度,可口的鲜汤,很好地与你选择的作料一起调出美味来”。

卖日常用品的小贩也遍及全城,妇女们经常同他们讨价还价。卖花的小贩日夜在茶馆和街头出售篮子里的鲜花。卖鲜花、植物、首饰和外国小玩艺儿的小贩,被称作“花担子”。

那些挑着货担或扛着麻袋在街上收购废旧书报、纸张和衣物的人,叫做“收荒”。在街头游走的书商把他们的书悬挂在“事先准备好的竹架上,在街头、茶馆或戏园子里走来走去,兜售图书”。

 

1941年美国《生活》杂志记者在成都郊区龙泉驿拍摄的流动书贩

有些小贩只有在成都或四川才能见到。一类是“装水烟”,在外人看来是“一种有趣的职业”。装水烟的人通常在茶铺、烟馆、酒店、戏园和集市上做生意。他们待在那里,如果有顾客要吸烟,他们就把黄铜水烟壶和烟丝递上。

如果烟枪不够长,他们有备用烟管连接。这个方法适应了茶馆里十分拥挤的状况,那些水烟贩不用移动就能把烟送到顾客面前,方便为更多的烟客提供服务。一般的价格是两个铜钱抽五口,但一些烟贩也给顾客“分次吸食的权利,即当天吸两口,以后无论何时水烟贩遇见他,再吸剩下的三口”。

这种灵活的方式适应并满足了不同层次顾客的需要,即便是非常贫穷的人也能抽上几口烟。这种长烟管,在20世纪50年代的成都茶馆里仍然可见。

与“水烟贩”一样,“烘笼”也是地方物资文化的一种,由于成都的燃料昂贵,所以成都平原的居民们除了做饭外从不生火,以节约燃料。在冬天,一些小贩出售暖手暖脚的烘笼。

烘笼是手工编制的竹器,里面是由土陶罐做成的小炭炉,装有木炭或木渣,生着微火,以供取暖。暖手的“烘笼”,言下之意是用手捂着,但暖脚的篮子却是放在长袍下面的。远远望去,对外国人来说,看起来“就像怀着孩子女人挺着肚子”。这东西简单而又便宜,甚至最贫穷的人也能买得起。

小贩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确保他们的生意顺利。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他们游走于大街小巷,竭尽全力地、不分昼夜地谋生。他们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能找到买主,知道怎样以最低的价格进货,知道有多少利润就卖掉手中的商品,也知道怎样使他们的商品更能有卖相。

 

传教士徐维理(William Sewell)描绘过小贩们利用各种机会赚钱的情形。例如在成都遭水灾后,洪水刚退,“卖面条和豆腐的小贩就来了,他们敲着罐匙,噼哩啪啦,吸引顾客”。

即使战争也不能让小贩们停下手中的生意。1917年成都街头的巷战尚未完全停息,小贩们就冒着生命危险兜售货物和食品了,而此时正规的商店不会开张营业。大多数小贩都努力挣“诚实钱”,但也有一些小贩雇人假装买货以诱骗顾客。有些小贩特别是卖糖果和食物的,用诸如掷骰子或抽奖的游戏来引诱过路人。这些做法被认为有欺骗性,精英们想方设法予以禁止。

无数的街头小贩与固定的商店将街道连接起来,极大地扩展了城市的商业空间,对形成城市活跃的街头文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街头小贩、工匠、手艺人、以及各种临时雇工,为市民的日常需求而工作。如果没有他们,不但人们的日常生活会有许多不便,而且这个城市将会失掉许多生机,会显得沉闷而没有了蓬勃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