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地理到艺术地理——曾大兴教授访谈录(上)
  • 2017-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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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赵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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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访者基本信息

曾大兴,男,1958年生,湖北省赤壁市人。现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广府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任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广州市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研究方向为文学地理学、词学与岭南文化。已出版的著作有《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文学地理学研究》、《柳永和他的词》、《词学的星空》、《20世纪词学名家研究》、《唐诗十二讲》、《唐宋词十八讲》、《古今流行歌曲研究》、《优婚与天才》等10多部,发表论文100余篇,主编出版《文学地理学》(一)、(二)辑。

 2.被访理由

综合艺术地理学以往的研究,应该说,在对各艺术门类的相关探索中,以“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起步最早,成果也最多,而其理论体系也相对健全(据曾大兴统计,在近30年里,大陆发表的相关论文多达1100篇,相关著作多达245种),这是其他文艺研究领域所难以比拟的。而从80年代后期文化研究热潮的出现,艺术地理学的研究被普遍倡导开始,这2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艺术地理学理论与实践的学者却不多见,文学领域的曾大兴教授恰恰就是这样一位长期致力于该领域并卓有建树的学者。其著作《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初版,商务印书馆2013年再版)被公认为我国第一部文学地理学研究方面的专著,文学地理的研究在学术界蔚然成风,曾大兴本人也被公认为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开创者”。由此开始,曾大兴教授一直专注于文学地理的实证研究,而近期出版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是国内第一部以“文学地理学”命名的学术著作,是作者多年来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个小结,该书被认为是作者继《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之后的又一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力作。从艺术地理学研究的现状来看,文学地理学无疑已经走在了其它文艺领域的前面,应该说,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文学地理学都应为目前艺术地理各门类的研究提供借鉴。曾大兴教授不仅是文学地理学蓬勃发展的见证者,更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实践者,我们希望与他的对话能够为艺术地理学相关门类的研究提供某种启示。

 

3.被访问题设定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艺术地理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主题,更没有具体操作的方法,事实上在对各种艺术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长期的综合讨论与解释中,艺术地理学是在现代地理学思想对艺术学科的渗透加强,以及传统研究中分支领域的学科意识逐渐强化中产生的。既然,现在艺术地理学已经成为某些艺术学科和地理学共同关注的问题,那么这项交叉研究就不得不建立在你所要研究的艺术领域与地理科学之上。至于学科归属,其实是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需要哪些领域的学者来承担,不同领域学者关注问题的角度与解决方式都大为不同。然而,在各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许多分支尚未涉及,且相对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尚未建立时,艺术地理学及其分支的学科概念被过分强调也并不是件好事。实际上,中国文艺领域的研究历来不缺乏对地域空间性的关注和探讨,事实上对文学与艺术的这种地理性表现的关注也正是发端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艺研究中。但是,在当代学科交叉与融合中的艺术地理性研究与艺术地理学存在的普遍问题,则是在这近二三十年中才出现的。在对周尚意教授的访谈中,我们从地理学的角度探究了艺术地理学的本质与当下研究中的问题,并希望由此产生学科间的借鉴与启发功能。在对曾大兴教授的访谈中,我们则要回到艺术的本体,因为只有能够解决中国文艺研究的现实问题,艺术地理学的发展才有实际意义。

 

赵:曾老师,您好!我们知道,随着现代地理学进程在八十年代跨过拐点后加速发展趋势的出现,以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全面振兴为表征,它为诸多艺术门类的地理性探索提供了更多的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的支撑,这使艺术的地理性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我国八十年代中后期,特别是九十年代文化研究热潮的出现,其中地域文化研究的兴盛正和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复兴,文化地理学的引入以及历史人文地理学的进展密切相关。而在这场风暴中,文学与艺术正是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被带入其中的,“艺术地理”的概念也由此而生,至今已经展开研究与明确的分支包括了文学地理、戏曲地理、音乐地理、美术地理、书法地理等方面。1986年金克木先生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中倡导一种时空合一文艺地域学研究,它成为了科学的提出这项研究的嚆矢,在此之后,各种相关的理论与实践便不断涌现。而我们看到,您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恰恰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如果说历史学是研究时间的学科,地理学是研究空间的学科,那么,时空耦合性使地理学与历史学不是一般性的学科之间的关系,希腊学者希罗多德早就提出,全部的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而一切地理也必须用历史观点来研究。传统艺术史研究的局限已经不言而喻,艺术地理学的出现与上述近三十年来对传统文艺研究的全面反思不无关系。因而,我想您提出“建设与文学史学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也绝非偶然,近年来,艺术地理学各门类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而“文学地理学”的发展更是走在了其它艺术门类的前面,那么,您认为除了我所提到的,促使艺术地理学全面发展的内外因素还有那些呢?艺术地理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哪里?

     曾:促使艺术地理学全面发展的内外因素,除了你提到的那些,我认为至少还有两点应该提到:一是艺术作品本身的地域性实在是太突出、太丰富了。我国的疆域非常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又非常复杂,人文地理环境也是多种多样,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就使得诞生在我国各地的艺术作品具有非常突出、非常丰富的地域性。如果没有艺术作品本身的突出而丰富的地域性,艺术地理学是无由诞生的。艺术地理学的产生,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为了解释艺术史等传统学科所不能解释的丰富而复杂的艺术现象。二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术文化环境的相对宽松。艺术作品的地域性自古而然,我国学者对艺术地域性的思考由来已久,但是艺术地理学却迟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诞生。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30年,由于受庸俗社会学和“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地理环境”、“地域性”这一类的概念都成了非常敏感的字眼,在艺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谁要是提这些东西,谁就有可能被扣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帽子而遭到批判。就像谁提“生产力”,谁就是“唯生产力论”;谁提“遗传”,谁就是“血统论”;谁提“天才”,谁就是“天才论”一样。所以那个年代的艺术研究,就只有“时代性”这一个维度。由于改革开放,我国的学术文化环境开始变得宽松一些,学术研究开始走向理性,走向多元化,艺术的地域性问题才再次引起人们的重视,相关的学术成果大量涌现,艺术地理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才有可能应运而生,并且出现全面发展的势头。

艺术地理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当然是来自内部,来自艺术创作、艺术欣赏、艺术评论与艺术研究的需要,来自艺术自身发展的需要,虽然外部环境也很重要。世上万事万物,都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产生并发展的,艺术也不例外。艺术作品在表现时间的同时,也要表现空间,时、空是不可分离的。这就使得艺术作品除了具有时代的特征,还有地域的特征。古今中外的优秀艺术作品,无不带有地域性,区别只是多或少的问题,不是有或无的问题。例如莫言的作品如果没有突出的地域性,他是不可能被人们记住的,也是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们讲到莫言和他的作品,往往就会讲到他所描写的那个“高密东北乡”。“高密东北乡”成了一道非常引人注目的文学地理景观。当然,这个“高密东北乡”决不是封闭的,它实际上是现代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是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一个缩影。地域性与普世性的有机结合,使莫言成为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进而成为世界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实际上,中国现当代许多优秀的作家,都在自觉地追求作品的地域性。鲁迅、老舍、沈从文、废名、李劼人、沙汀、艾芜、汪曾祺、韩少功、贾平凹、陈忠实、李锐、苏童、刘震云、阿来、刘亮程等,他们的作品都有很突出的地域性。没有地域性或者地域性不突出的作品,是很难被人们记住的。文学是如此,美术、戏曲、音乐、舞蹈等等也是如此。艺术作品的地域性是艺术家的自觉追求,对艺术作品的地域性的欣赏也成为广大读者(接受者)的自觉追求。艺术作品的地域性所带来的,就是艺术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作者和读者对艺术的地域性的自觉追求,也就是对艺术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的自觉追求。由于艺术作品的地域性非常突出,作者和读者(接受者)对艺术的地域性追求成为一种自觉,这就要求艺术评论、艺术研究工作者必须对这种现象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以艺术史为代表的那些传统学科又解释不了这一问题,于是就要借助于艺术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这就是艺术地理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没有作者和读者(接受者)对艺术作品的地域性的自觉而持久的追求,艺术地理学的发展就失去了根本的动力。

赵:您曾提到,古人在考察文学现象的时候,从来不乏地理的眼光。应该说,由于中国复杂的地形与多样的气候,从先秦开始,中国古典地理学和一些朴素的地理观就渗透到社会与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如果把中国的文学与艺术看做一种人文现象,中国文艺的地域性自古有之,而基于区域的发展和对其关注,中国文学与艺术史的发展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脱离开地理性的表述。因而我也曾撰文专门指出了中国古代画学中的地域空间性意识,《益州名画录》在中国绘画史籍中成为地方画史的先声,而有学者强调,“此后,地区性绘画史在各代各地都有所发展,直至明清依然持续,这同地方志的发展也是有关的。”虽然对于中国画史的发展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脱离开地理性的表述,然而中国古代地理学具有传统综合记述的特色,并以地方志发达为表征,这使它在总体上缺乏张力、且科学方法论不足,所以即便是在西学影响之下,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所指出的“北画擅工笔,南画擅写意”,也没有使这种绘画与地理的暗合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因而这种艺术与地理的交融一直没有产生学科意义上的共鸣。由于长期关注“美术地理学”的研究,我认为中国画的研究历来不缺乏对地域空间性的关注和探讨,而事实上对绘画的这种地理性表现的关注也正是发端于中国古代的画学研究中。但问题则是,生发于中国画史研究内部的地域空间性探讨至今仍较少受到科学的地理学思想干预,而以往的研究中某些陈旧甚至落后的地理观仍然影响着对这种问题的讨论(如“环境决定论”等)。中国各种艺术门类的研究均有相通之处,您也指出,实际上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也由来已久,从“十五国风”的编排到今天,至少有了2500年的历史了。应该说,这种由来已久的传统,对于艺术地理学在我国的开展是极为有利的,但问题也像我如上所述的那样,那么,您认为今天艺术地理学的发展应该怎样处理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在今天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大背景下,艺术地理学之所以有别于传统的艺术史研究,它的本质特征又是什么?

     曾:艺术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有着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内因方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艺术作品的突出而丰富的地域性,就是艺术家和读者(接受者)对艺术作品地域性的自觉追求。外因方面,除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还有两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这就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滋养与西方学术的影响。中国古代学者对艺术的地域性问题的思考,在史籍中可以说是不绝如缕。但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艺术地理学呢?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学者缺乏学科意识。面对大量的纷纭复杂的艺术地理现象,他们只能做感性的描述,不能上升到理性和学科的高度。直到20世纪初期,西方的人文地理学传入中国,中国学者才开始了某些理性的思考。例如“文学地理”这个概念,就是梁启超先生在1902年提出的。梁先生提出了“文学地理”这个概念,但是他对这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都没有界定。他自己对某些文学地理现象的描述,也缺乏相应的学科意识。真正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意义、学科属性和发展目标等等予以明确的定位,提出建立一门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则是近年来的事情。这也是得益于近30年来文学地理学实证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实证研究的成果多了,需要在学理上、学科上予以回答的问题也就更多、更迫切了,这就要求理论上的概括、提炼、提升,这才有了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诞生。

文学地理学的诞生,离不开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也离不开中国传统学术的滋养。艺术地理的其他门类也是如此。因此,艺术地理学的发展是不能忽视传统的。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素材,只有西方学术才能给我们提供观点和方法。这是一个误解。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讲过这样三句话:“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我认为,司马迁的这三句话,可以说是概括了学术的最高境界。所谓“穷天人之际”,就是考察、探索、阐释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达到“天人合一”之境;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考察、探索、阐释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达到“古今贯通”之境。前一句从空间方面讲,后一句从时间方面讲,只有时空并重,天人合一,古今贯通,才能真正成“一家之言”。对于一个学者来讲是如此,对于一个学科来讲也是如此。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学术提供给我们的,除了丰富的素材,还有观点和方法,而且是很精辟的观点,很高明的方法。艺术地理学的发展,既要汲取西方人文地理学的营养,更要汲取中国传统学术的营养,这一点是肯定的。

艺术地理学之所以有别于传统的艺术史研究,主要在于它的研究对象和艺术史不一样。如果说,艺术史的研究对象是艺术与时代的关系,是艺术的历史演变及其规律,那么艺术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艺术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艺术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由于研究对象不一样,研究方法也不一样,一个是艺术和历史相结合的方法,一个是艺术和地理相结合的方法。艺术地理学的本质特征,是由它的独特的研究对象与独特的研究方法所决定的。艺术地理学与艺术史,属于艺术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的两个不同的二级学科,它们之间有联系,但区别更明显,不可以相互取代。

赵:艺术地理学本身已经作为一个较为明确的概念,成为相关领域所共同关注的一个研究方向。但是我们看到艺术地理学至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学科属性以及研究的主题,更没有具体操作的方法,事实上在对各种艺术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长期的综合讨论与解释中,“艺术地理”是在现代地理学思想对艺术学科的渗透加强,以及传统艺术研究试图突破已有的研究框架,并在这种分支领域的学科意识逐渐强化中产生的。既然,现在“艺术地理”已经成为某些艺术学科和地理学共同关注的问题,那么这项交叉研究就不得不建立在你所要研究的艺术领域与地理科学之上。在对“美术地理学”的长期关注中,我发现,目前关于“美术地理学”的探讨可以说是理论先行了,在其研究范畴与概念似乎相对明晰的情况下,几乎连其学科属性都已经是很明确的事情。我们常说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而怎样融合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并使之达到一种双重效应,便成为了这项交叉研究成功的关键。在上一期的访谈中,我就指出,在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全方位的渗透与交融中,有人沉浸在开拓新领地的乐趣中,然而在他们进入到相关学科,从事诸如文学、美术、音乐、戏曲等艺术领域的研究时,由于他们对于其它领域的基础薄弱,加上对本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晰,随着各分支在本领域的深入,很多学者显得力不从心。因而,我认为在各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许多分支尚未涉及,且相对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尚未建立时,艺术地理学及其分支的学科概念被过分强调也并不是件好事。那么,针对这样一种现象,即很多人宣称自己建立了“某某”艺术地理学的学科体系或理论,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有关艺术地理学具体问题的实践却是少之又少,对此您有何看法,而对这一整套“学术体系”的建立您又是如何设想的?

曾:艺术地理学的学科体系,直到今天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是因为从总体上来讲,艺术地理学的实证研究还不够充分,理论研究还相对滞后,而应用研究则刚刚起步。也就是说,艺术地理学还没有完成必要的学术积累,它的体系也就无从建立。建体系就像盖房子一样,先要把规划做好,把图纸画好,把地基夯实,把砖、瓦、木材或者钢筋、水泥等等都准备齐全,然后才能着手盖房子。艺术地理学的许多基础性的工作都还没有完成,体系如何建得起来呢?不过,根据近30年的发展态势来预测,艺术地理学的学科体系的建立,应该是为期不远了。艺术地理学肯定会有自己的学科体系,甚至有可能不只一种。

但是,任何一种学科体系,都必须与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相适应,都必须能够较好地回答或者解释下列问题:一是艺术家的地理分布,包括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通过艺术家的地理分布,考察艺术家所接受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影响;二是艺术作品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这是文学本体的研究,也是最根本的研究。现在有的人只是就艺术家的“籍贯与流向”(也就是艺术家的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做了一点归纳,就宣布自己建立了某个体系。这是很皮相的。我们研究艺术家的“籍贯与流向”或者说“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搞清楚艺术家所接受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影响,进而搞清楚地理环境通过艺术家这个中介,对艺术作品所构成的影响,也就是艺术作品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把艺术作品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弃之不顾,只讲艺术家的“籍贯与流向”,这种研究与人文地理学何异?艺术地理学以艺术为本位,不是以地理为本位,只讲艺术家的“籍贯与流向”而不涉及艺术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地理本位。这种研究严格来讲,并不属于艺术地理学的研究,而只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一部分;三是艺术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地理环境影响艺术,这一点是大家都认同的。可是另一方面,艺术也影响地理环境,这一点则需要加强认识。艺术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人文环境的影响。一个地方出了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成功的艺术家,就会对当地的风气构成某种影响,这种影响的累积,就成为当地的人文环境的一部分。一是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优秀的、地域色彩鲜明的艺术作品,可以唤起人们对于大自然的美好联想,可以恢复或重建人与大自然的联系,进而达到亲近大自然、尊重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目的。美国哲学家欧文·拉兹洛指出:“诗歌能有力地帮助人们恢复在20世纪在同自然和宇宙异化的世界中无心地追逐物质产品和权力中丧失的整体意识。所有伟大艺术也一样:美学经验使我们感觉与我们同在的人类,感觉与自然合而为一。”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艺术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表明艺术地理学是一门可持续发展的学科,是一门“究天人之际”的学科,它的前景是广阔的、光明的、美好的。

艺术地理学的学科体系所要回答或解释的问题很多,但至少必须能够回答或解释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建立一个体系,不应该是为建体系而建体系,这个体系必须是经得起推敲的,是对大家有用的,是能够回答或解释这个学科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的。

赵:我们看到现代科学的发展正由单一运动形态的研究走向多运动形态及其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的综合研究,相关学科之间的横向交叉、渗透和融合成为明显趋势,而艺术地理学研究的出现和地理学对其它学科的干预以及其被关注程度是密切相关的。人文地理学在我国的复兴,使从文化地理学角度来审视艺术现象也渐趋成为一种潮流,但当地理学成为诸多学科关注与靠拢的一个中心时,这种交叉研究却又极易陷入某些误区而问题丛生。我观察到,目前关于这一类问题的综述性研究,学者们已经毫不否认文化地理学与这项研究的相关性,而将其列为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实际上也正是现在大多数学者形成的一个共识。文化地理学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复兴,它才被介绍到我国,对其研究的全面开展也仅是这一二十年的时间,所以我认为在各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的情况下,艺术地理学及其分支的概念与其过分靠拢未必是件好事。很显然,地理学凭借其对象的属性特征与学科特质给这项交叉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是一种必然性以及揭示事物本质的根本需要,但这种研究如果不是建立在对两个学科充分认识的坚实基础之上,就很难使这项研究产生一种双重效应。在有些地理学者看来,地理学其实仅仅是一种方法,而站在传统艺术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则要求以一种正确的地理学思想与方法来指导我们的研究,因而深刻认识地理学的研究特质与基本思想是以现代地理科学思维与方法阐释中国文艺问题的前提。但现在常有人借用文化地理学的概念,试图建立艺术地理学某些分支的理论体系,而这其实是学者们向地理学靠拢时极易陷入的一个误区。艺术地理学的发展和地理学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这也是我做上一期访谈的目的,我看到您也非常重视地理学在这项研究中的作用,但问题也像您指出的那样,文学地理学研究虽然要借鉴地理学的某些理论与方法,但它的目的是要解决文学的问题。那么,您认为艺术地理学应该怎样处理与地理学之间的关系,而在借鉴的同时,又怎样避免简单的概念套用呢?

曾:艺术地理学这个学科,首先是艺术学这个一级学科的一个二级学科,它与另一个二级学科艺术史在结构上应该是双峰并峙的,虽然现在的它还不够成熟,还没有艺术史那么高大,但是从它的发展趋势和前景来看,它是一定要与艺术史双峰并峙的。在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许多一级学科里,都有两个双峰并峙的二级学科,一个是“史”,一个是“地理”。例如语言学有语言史,也有语言地理(又称方言地理);历史学有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也有历史地理;经济学有经济史,也有经济地理;军事学有军事史,也有军事地理;植物学有植物史,也有植物地理。为什么艺术学有艺术史,而不可以有一门艺术地理呢?艺术地理首先是艺术学的一个二级学科,这一点是必须明确的。

当然,艺术地理也可以说是文化地理的一个分支,甚至可以说是人文地理的一个更小的分支。但是我们的目标,是要把艺术地理作为艺术学的一个二级学科来建设,而不是把它作为文化地理或者人文地理的一个分支学科来建设。理由是:第一,艺术地理以艺术为本位,不是以地理为本位。就像语言地理、经济地理、军事地理、植物地理等等,是以语言、经济、军事、植物为本位,不是以地理为本位一样。艺术地理学要解决的是艺术的问题,不是地理的问题。艺术地理学虽然要借鉴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它本身并不是地理学。第二,地理环境与艺术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或者表现与被表现,反映与被反映,不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直接。地理环境对艺术作品的影响必须以艺术家为中介,而艺术家的气质、心理、个性、生活经历、人文积淀、审美倾向等等都是千差万别的,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个性特点。研究艺术地理学,必须时刻注意到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个性与复杂性,不可简单地套用地理学的概念。第三,如今的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已经成了一个大口袋,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只要是与地理有关的,似乎都可以往这个大口袋里装,这样装的结果,一是给这个大口袋带来不能承受之重,使得它的研究越来越宽泛,越来越不具体,越来越不能落到实处;二是使各有关分支学科失去自己的独立性。第四,正如你所讲的,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地理学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文化地理学的历史更短,它们能够为艺术地理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某些借鉴,但是它们自己也不够成熟,也还在建设和发展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地理学如果没有必要的独立意识,一味地向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靠拢,甚至唯其马首是瞻,除了束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还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

    赵:虽说上述诸种评判过于严苛,但现在的艺术地理学研究确实多数不能落到实处,加之急于在分支学科的建设上有所建树,以求填补空白,导致相关的研究只能在大的文化层面上套用文化地理学的叙述模式,而研究者或疏于艺术素养,或非谙熟地理,终至游谈无根。

而我从中国艺术地理研究的现状分析中看到,这项交叉研究既没有在地理学领域得到充分拓展,也没有给传统的艺术史研究带来实质性的突破。在上一期的访谈中,我曾提到《文化地理学》教材中有论述指出,“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艺术,虽然非常的必要,对文化地理学本身的领域也是相当有价值的充实和拓展,但可能受地理学者们自身艺术知识的局限,现有的研究成果十分缺乏,所涉及的艺术形式也比较少。”因而,现实中的研究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地理学者的艺术研究在艺术领域中被看作是不专业的,而艺术学者的地理研究在地理学界又被认为是业余的。这里,艺术学者研究的局限是对地理学思想的把握不够精准,上面我们刚好谈了这个问题。而地理学者们则是对艺术的认识不够深入,但我发现很多艺术领域的学者在研究中恰恰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艺术地理学的研究往往忽视了艺术的本体。拿我研究的美术领域来讲,在刚结束的第三届北京大学美术史博士生国际学术论坛上,我做了一篇关于现代地理科学思想对“美术地理”研究新启示的报告,但结尾我仍强调“图像”始终是美术史研究的核心,这不仅是因为大会的主题是“图像的逻辑及其阐释”,而且美术史终究是“作品的历史”,所以我们要以风格探讨为核心。我们可以看到,在多学科的影响之下,实际上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视野也早已不断的拓展,而也如我所讲,今天对中国画的研究已不再只专注于风格,甚至出现了一种逐渐偏离作品本身的趋向。您其实也强调,文学地理学研究必须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作品为本位,那么艺术地理学的发展应该怎样避免上述这种趋势呢,如何把握艺术地理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与研究的目的?

曾:艺术地理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始终是艺术的问题,不是地理的问题。要解决艺术的问题,首先必须真正懂艺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游谈无根,才能把学问真正落到实处。美术、音乐、戏曲、舞蹈等领域的学者我不是很熟悉,但文学领域的学者我是比较熟悉的。据我所知,研究文学地理学的学者都是懂文学的,许多人在传统的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领域具有较高的造诣与较突出的成就。当然,研究艺术地理学,也必须懂地理,尤其是人文地理。例如,一个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人如果不懂中国的疆域地理和政区沿革地理,他就无法准确地描述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如果不懂气候地理和民俗地理,他就无法解读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物候现象与民俗事象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如果有人既不肯花时间和精力去研读文学,也不肯花时间和精力去研读地理学,只是想在两者之间取巧,那是很危险的。真正的学术成果既要经得起当下的检验,更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任何投机取巧的行为迟早都是要失败的。我认为,有志于从事艺术地理学研究的青年学子,最好先从某个具体的问题着手,不要匆匆忙忙地去建什么体系。没有足够的学术积累作支撑的体系,就像建筑方面的豆腐渣工程一样,一推就倒。


                                                                           (赵振宇,天津美术学院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