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庐山真面目——以诗人占籍为视角对历代咏青诗的考察
  • 2017-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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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方丽萍 童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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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青海“三代时为西戎地,秦汉时为西羌地”。汉武帝逐诸羌,筑令居塞;宣帝时赵充国伐先零羌,开湟中,置破羌县。从西汉到东汉末年汉所管辖的范围在三河地带(黄河、湟水、浩门河流域的东部农业区)。后来青海“屡收屡弃,唐陷吐蕃,宋没西夏”。明代有分守、分巡西宁道,弘治初,专设抚治西宁兵备道。清初西宁有归中央政府理藩院领导的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衙门,管辖日月山以西广大牧区,设驿站直通西藏。

盛唐前的青海基本属于“虚拟文学景观”,诗人遥想青海,写出了不少传颂极广的诗句。中唐时,随着和亲、出使等一系列政治活动,终于有诗人亲历这片土地,奇幻、神秘的青海才开始真实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明清时,随着中央政权对西宁管辖的加强,来青海的内地官员等大量增加。他们一方面自己创作除了吟咏青海之作,另一方面,他们带动了本土文化的开始发达,青海籍诗人本地吟咏青海的诗作迅速增加。

我们按照诗人占籍将咏青诗人群体划分为本籍与客籍两类。前者指祖辈在青海,本人在青海出生、长大的。(那些因仕宦而离开青海,但写作过表现青海题材的诗人也包括在内。)后者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中央政府委派来青为官或个人入幕的。青海自汉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后,“明代置西宁卫,弘治初,专设抚治西宁兵备道一员,驻扎西宁”,不断派遣官员掌管地方。清时又有不少人来此入幕或执教。第二类是各种原因短期经过此地的,如征战、出使、陷狱等。

表一:历代咏青诗作者占籍情况

本籍诗人明代仅张问仁一人,晚清大幅度增加,至清末民初出现了一小的高潮。

本土诗人咏青诗的题材主要有两类,一是边塞,一是山水。

边塞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张问仁。

张问仁,史载明青海两名进士之一,生活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曾任阳城知县、工部主事、工部员外郎、直隶昌平兵备参议,后遭谗罢官回宁。张问仁读书很多,“左国而下,以及昭代诸名家无不览,而取精则韩柳,而神交则李杜。理学则自有宋诸儒以及明兴诸君子,无不淹贯而析”。《西宁府新志》收他诗11首。从《新志》所收他与几位客籍诗人的唱和之作中看出,他颇有诗材,“佳句频传水部名”。他现存诗基本是罢官后作,大多与边塞有关。

张问仁关心边疆情况。有人寇边,他忧心如焚,“飞书问都护,露布几时闻?”取得胜利,他满怀欣喜,“赤帜高标大将旗,残胡营帐尽潜移。雪山更作屯田地,青海重为饮马池。”(《破夷曲七首》其五)满眼是快乐的人群,“弦管军民日醉酣,一朝塞北又江南。非常事业非常誉,海外而今转绎谈。”(其七《新志》1024)这些诗充满着生活在边疆地区群众对边境稳定的关怀与期待,也表现了骄傲与自豪,有盛唐气。

张问仁的这类情绪在其他的本籍诗人诗中非常普遍,如李荣树的《塞上》:

狼烟屡起大荒头,魏绛和戎事已休。星海波腾空有浪,天山地冷不宜秋。

雾迷毳帐遮营垒,风送笳声出戍楼。竚望太平劳梦想,何时荡寇靖边陬。

伫立高原,放眼四望,到处一片萧条。狼烟又起,将士们严阵以待,肃穆而苍凉。边疆的安宁又被打破了,太平仿佛梦寐那样难以实现。高原独有的景象将诗人沉重的心绪非常节制又恰到好处地烘托出来,十分感人。

与边塞相关的是诗人对各民族间关系,对国家版图的思索,如李焕章的《赤岭界碑》:

数百年来世大同, 羌戎久隶版图中。尚留一片开元石, 赤岭峰头卧雨风。

赤岭即今日月山,因山色发红而得名。本是东部农业区和西部牧业区,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分界线。唐开元年间唐与吐蕃在此定界,但日月山以东的田地仍然屡遭抢掠,“界碑”徒有形式。一千年后,天下一统,日月山两边的人民和平往来,面对这又一次变得徒具形式的“界碑”,诗人心中充满自豪。

边塞外,本籍诗人写得最多的还是那些表现封建时代士大夫生活趣味,描写青海风光的诗作。他们或登高远眺,或饮酒赏花,或于匆匆行旅中驻足四望,高原的风景终于被他们的主人呈现出来。试看几首。

严宜《庆梦斋郡伯新辟署园兼为亲寿四首》其一:

膏雨春风遍陇关,还将雅意寄林泉。山从阶下层层绿,树向窗前面面圆。

百亩花胜笼宿雾,千竿竹影拂晴烟。板桥曲径苍苔软,合是诗翁觅句还。

这是诗人参加梦斋在新成园林内为其亲人做寿的酒宴时作。诗中呈现出一片安逸祥和的氛围:山岗苍郁,繁花盛开,翠竹摇曳。春天、细雨,世界是如此温润,生活在这世界里的诗人是如此恬淡安然。再看《晚登南禅寺三清殿》:

石蹬层层路不平,登临绝巘四望惊。田分万井村高下,烟点三川树纵横。

山势东来围古塞,河声北走撼边城。自然落日遮青海,欲泻杯中水一泓。

南禅寺居于西宁南面的半山上,建于明永乐八年(1410),永乐十四年(1416)明成祖赐额“华藏寺”,是西宁一著名的登临地。这首诗的颈颔两联写俯瞰之景,田野纵横,村庄高下散落,烟雾迷蒙。南山由东向西,南川河由南向北环抱古城。近景:一点两线,城、山、河三者亲昵和谐。远处,青海湖清深广阔。他化用李贺《梦天》“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泄”句。青海湖恰在西宁西面,晚霞中,青海湖的水波荡漾,仿佛要流泻而出。这首诗大气开阔,虚实结合(青海湖距南山二百余公里,能见度再高肉眼也无法看到),是青海登临诗中的佳作。

李荣树另外还有一首登临之作,同样是登南禅寺:

岚气回环映水光,麦花吐秀菜花黄。痴儿今日忘尘事。孔雀楼头看夕阳。

简单、明快,着意描写的是田野上闪烁的河水、沟渠的光亮,碧绿的麦地与金黄的油菜花交错,安详而和乐。

我们再看一首本籍诗人的作品,朱耀南的《湟中怀古》:

总云即叙此西戎,数代长征始奏功。湟水流春烟雨外,峰巅挂瀑画图中。

洗心泉印空潭月,扑面沙惊石峡风。往古来今徒感喟,敢将弄斧献诗筒?

这首诗作于1919年冬至,是诗人受西宁道尹黎丹邀请会饮时作。“中间两联选取所谓西宁八景中的四景进行重点描写,表现了西宁以及大通、互助、湟中、平安一带壮阔美丽的景象”。这首诗是边塞与山水结合得较好的一首诗,既写了统一的辉煌,又表现了河山之美,尾联还做到了适度的谦逊。

从列举的上述诗作中,你是不是觉得,诗中出现的景物,山、树、花、竹、板桥、曲径、苍苔、烟雨、流春、泉、月……我们都曾在哪里见过?诗中弥散的气息,是不是我们极其熟悉的、从谢灵运诗中一路走来古典山水诗的气息?“一湾流水绕柴门”,“绿柳依依夹桃花” “野树含风千嶂雨,夕阳射影几村烟”。遥远荒寒的高原景致,与我们文化记忆中的江南、洛中,区别在哪里呢?青海难道没有它山水景观的风格?平均海拔3500米的高原风物,难道会和广大的平原地区如此相类?

 

三、对六组八景诗的分析——“他乡月逊故乡圆”?

中国人,喜欢凑“景”,四景、八景、三十六景等等,并将之作为地标夸耀于外,引以为荣。青海也不例外。巧合的是,至今留存的青海的“景”都是“八“:碾伯八景(乐都)、湟中八景(西宁)、丹噶尔八景(湟源)、河阴八景(贵德)等,此外还有李协中在西宁“郡城西门外番厂”所建别墅的“时乐楼八景”。作为地方景观的代表,他们所选取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八景”本身就很能说明当时地方的审美倾向,何况他们还为这些景赋诗,而且诗作者大多是本籍诗人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些地方八景的特点:

湟中:“清风”、“晓日”、 高耸青翠的山峦、凤台,夜月下的水潭、春天的河流、山上的瀑布、山中的烟雨。

乐都:烟笼万井迷芳甸,月度双桥印碧潭。(南楼远景)

月空波心舟似画,夜沉涧底树分行。(长桥夜月)

皎洁凌空似玉山,深秋常见羽人还。(南山积雪)

铜池泻出千潭月,石室分开一柱烟。(莲台夕照)

湟源是农业区与牧业区的结合部,茶马互市所在地。无论是人文还是自然的角度,这本应该有很多它独特的、迥异于内地的东西。但除了石洞藏字、日月古迹大概还能标示出它的地域特征外,哪里没有高插云霄的山峰?何处不见古树鸣泉、峻岭孤松?带点儿药味儿的泉水,一块佛形的石头,全国大概也不少吧?

再看贵德。贵德在黄河上游,这里的黄河水清澈见底,有“天下黄河贵德清”的美誉。贵德有美丽的丹霞地貌,有大片植被繁茂的湿地。但诗人们选出的八景则几乎可以说是平庸:春天涨水的黄河、冬天还热着的温泉、东边烟雨迷蒙的山、南边的溪流声、插入云霄的山脉,水潭。既使将积雪覆盖的山岗算作特色,贵德的独有的可能也只有它和“羊峡古碑”——一块峡谷中古老的石碑了。

至于李协中西宁城西别墅里看到的“八景”就更是乏善可陈了。东南西北、春夏秋冬,诗人似乎只是为了完成这个工稳的对仗格局,拼了八景,内部基本没什么新鲜的内容。(当然,限于一隅的观察点,拼出这“八”来,确实也不容易。)

至此,我们不仅要想:这些风景,是否有唯一性?可否移植到其他地方?它能够牵引我们思绪,令我们心驰神往的能是什么?

再比较一下:“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波心荡,冷月无声”。唐诗宋词中,类似的风景几乎随处可见。诗人们为什么会一边宣称“他乡月逊故乡圆”,一边又在写作中将“两月”混为一谈呢?

清代地方志是这样描述青海气候的:

少暑多寒且寒暑变迁甚剧。夏日午热而早晚仍寒,冬夏两季多烈风。……风力绝猛,沙石飞舞,昼晦日冥,即为黑飚。雨量极少,夏季始有,冬季绝无。六月多雨雹。惟因境内地势高低不一,各地气候亦因之而殊异。西宁附近黄河上流及海东一带气候温和,寒暑适中,雨量亦较多,柴达木一带夏季非常干燥,其热甚于江南。……严冬堕指裂肤,即在六月盛暑,早晚仍须衣。

如此气候条件,非但八景可能不具普遍性,与前面所列举的本籍诗人的杏花春雨之类也有不小的悬殊。但这些又都基本出自生于斯、长于斯的本籍诗人之手,绝非虚拟的文学景观。尤其是八景,一般都是地方士绅们集合讨论最终推选出来,并得到大家普遍认同的。那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

对这个问题,当代学者似乎已有所解释:

写八景的人心里一定明白,他所写的这片景其实并没有独特之处,他写这样的诗确实有一定的作秀成分,但他还是愿意这样做,因为在贫瘠的土地上“发现”几幅美妙的图画,对于所有人(历史学家除外)都是一种审美享受。

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本籍诗人所“发现”的“美”与当地的实际情况有差异?高原独有的风物为什么没有进入本籍诗人的笔下?这是否单纯只是“审美”问题?为什么风景迥异而“享受”却如此雷同?

这些困惑,也许只有换个视角,从外部进入,在比较中才能看清。

 

四、“万里山河异,千般物色殊”:客籍诗人诗作分析

最早亲历青海,并留下了59首诗的是一位至今姓名无考的唐朝的敦煌使者。代宗大历元年(765年)凉州,陷于吐蕃。德宗建中元年(781)敦煌沦陷。诗人冬日从敦煌马圈口堰出发,出使吐谷浑,经过墨离海,次年夏到青海,被拘役。被押解经过临水、赤岭、白水,最后到达被吐蕃占据的临蕃。

与本土诗人的诗作相比,他诗中的青海是“万里山河异,千般物色殊”“万里山河非旧国,一川戎俗是新知”(《冬日书情》,第66页),地域特色极其鲜明。他表现高原的苍凉与开阔,表现人口稀少、人烟罕至的枯寂,“千山空皓雪,万里尽黄沙。”(《至墨离海奉怀敦煌知己》,第66页)。表现草原风光,“谷口穹庐遥逦迤, 溪边牛马暮盘跚。”(《晚秋登城之作》二首之二,第70页)还表现高原独特的气候:“三冬自北来, 九夏未南回。青溪虽郁郁, 白雪尚皑皑。海暗山恒暝, 愁云雾不开。唯余乡国意, 朝夕思难裁。(《夏中忽见飞雪之作》,第67页)

夏天本应“苦热”,但在高原,六月却会飞雪。溪边茂盛的青草被白雪覆盖,天地、山川一片晦暗,都笼罩在阴沉的夏季飘雪里。诗人从未遭遇如此天气,审美的好奇驱使他细心观察。并将它描摹下来。再如《秋日非所书情》中的写景部分:“山河远近多穹帐, 戎俗迢观少物华。六月尚闻飞雪片, 三春岂见有烟花。凌晨倏闪奔雷电, 薄暮斯须敛霁霞。傍对崇山形屹屹, 前临巨壑势呀呀。(第69页)满眼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帐篷,植被矮、少,气候变化多端,清晨还是雷鸣电闪,傍晚雨散云开,晚霞绚烂。山岗嶙峋突兀,仿佛随时要张开口吞没人。奇诡的高原风光与本籍诗人的温润仿佛完全是两个世界。

无名氏之后五百余年的明洪武十一年(1382年),诗僧宗泐前往西域求遗经,率徒三十余人经河湟,历青藏高原。他写下了一批表现青海风光、风土人情的诗作。

在本土诗人笔下基本是杏花春雨的河湟到他笔下是怎样面目呢?是“霰铺青草玄云合,风卷黄沙白昼昏”。本籍诗人诗中从未出现的物象在他的笔下频频展现,如羊皮筏子、藏传佛教僧人等,“马河只许皮船渡,戎地全凭驿骑乘。青盖赤幡迎汉使,茜衣红帽杂蕃僧”(《和苏平仲见寄》85页)。

也许有人会说,无名氏与宗泐均是短期经过,对景象的选择可能带有偶然性。那让我们再看看中央政府派来的官员诗作的情况。

首先我们看一下边塞诗,万世德《入塞曲》五首(并序):

戊子秋,余治兵湟中,以保蕃创虏,虏既遁,当事谓起衅罢余。言虏必凭陵,我实启之。为赋《入塞曲》以见意。

雪岭黄河不解春,征裘犹带旧风尘。谁知戈戟年年事,赢得纶竿塞下身。

二月边头不见花,匆匆归骑拥清笳。不知定远成何事?才到秦关即是家。

长风吹动大刀头,明月黄云满戍楼。试看请缨关塞客,太平原不到封侯。

醉来马上看吴钩,曾识光芒射斗牛,两岸青山千树竹,不妨开径置糟邱。

几人长剑依崆峒?忽漫生涯似转蓬。莫忆龙城射霜鹘,又来马上听春鸿。

诗人被误解、被冤屈、被罢官,有些怨愤,不免牢骚,但边塞诗那昂扬、振奋、自豪的主体基调没变,使用的主要意象也与张问仁等的十分相似。

纵观客籍诗人的边塞诗可知,这些诗都有戍边的豪迈,都有大一统的渴望,都有对边地艰苦自然条件的描写,也有胜利的喜悦与失败的悲等等。边塞诗方面,本籍与客籍没什么显著区别。

但山水诗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看杨文乾的《湟中仲春大风》:

小宅独坐意凉凉,何事春风怒欲狂。傍卷青峦云乱舞,上凌碧落日无光。

想应虎啸山林震,可但龙吟海势忙。读罢汉高雄句后,壮怀且欲比中郎。

晚春时节,西宁还颇有几分凉意,诗人宅中闲坐。突然间狂风怒号如虎啸般震动深林,如深海中的龙在常吟。乱云吹度,天地一片昏暗。狂风的怒吼与摇撼令诗人联想到汉高祖的《大风歌》,心中充满了出使西域张骞那般的豪迈。此诗显然与本籍诗人那温和、明丽、烟雨弥漫的青海不同,而又恰恰符合了史书对青海的记载,也更符合青海的现实状况。

再看龚景瀚的《赴循化道中》:

河州西去郁岧峣,鸟道盘空百丈遥。出塞方知天地阔,尽关已觉语音嚣。

山当绝域朝朝雪,路绕流泉处处桥。持节惭为假司马,从今未敢薄班超。

从兰州到循化,一路山峰高耸峭拔,窄窄的小路盘向高空。不到塞外,无法领略到世界的广阔,也根本想象不到还会有如此嚣闹不同的方言。这些仿佛处在世界边缘的山终年覆盖着积雪,而山路上时时会碰到溪流与横跨其上的小桥。诗歌的最后,诗人表示,身当重任,要像班超那样要认真政务,立功异域。诗中有小桥流水,但却不是本籍诗人诗中那原野上吟诗归来的点缀,却在荒凉、险峻的大山丛中默默承担着摆渡行人的现实功能。

再看湖南常德人龙膺的《塞上杂咏》四首:

山际炎云似夏,林端骤雨俄秋。居者惟毡与褐,羁人乍葛复裘。

湩酪饮如甘露,香秔粒比明珠。亭堠星罗留塈,里廛云集氍毹。

蕃寺椎牛佞佛,羌人屠马祭天。五月阴峰尚雪,三春荒戍空烟。

玄兔城南月出,黄羊川底草肥。别垒狼烽忽举,远山猎骑初归。

气候变化无常,当地群众终年穿着厚厚的粗羊毛衣服,住在羊毛擀成的毡房里,而外地来的人则疲于根据气候变化不断地换衣服。饮食方面,高原人主要以乳制品为主,大米珍惜、昂贵。原野上密布着监视敌人的岗亭,村落中全部是毛织的帐篷。少数民族的信仰和祭祀方式也各不相同,这里气候寒冷,但原野上各类野兽很多很肥,在这里打猎十分惬意。龙膺的这组诗比较集中地表现了高原的气候、物象、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内容,可以作为客籍诗人咏青诗的代表。

总之,客籍诗人的青海山水诗,常侧重于表现以下几方面内容:

1、 苦寒:“野麦经秋方吐穗,边人终岁独宜裘”“赤日不销山积雪,清秋未到草先黄”“五月阴峰尚雪,三春荒戍空烟”,“触暑仍衣帛”。

2、 狂风:“风卷黄沙白昼昏”(宗泐《河湟漫兴》,《诗选》80

3、 人烟稀少:“毡馆牢落胡无影。”(鲍溶《塞上行》《诗选》59

4、藏传佛教寺僧:青海少数民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明代时境内分布有寺院131座,清代有552座。客籍诗人有比较多地与寺院有关,如旅途休息、节假日游赏等。杨揆的还写了在寺中见到的一僧人形象:

枯僧瘦如腊,尘渍百衲衣。面壁偶转侧,块独闻累欷。

将非入定禅,疑是未解尸。悟来穴窗见,慄然粟生肌。

诗人将寺院中这神秘甚至有些诡异的氛围通过僧人传达,给读者以完全不同的审美体验。此外,晒大佛、正月十五的酥油花等也大量进入客籍诗人的笔端。

5、饮食起居、民俗与内地的差异:如“盘中烂羊肉,主客齐手抓”之类。

相比之下,上述五类题材本籍诗人诗中却基本没有。1900年前后,随着李焕章、朱耀南、基生兰等作家的步入诗坛,民俗题材大量出现,如朱耀南的《过年俚句》、《上元灯词·社火》,基生兰《东郊外三月二十八日会即事》、《元朔山游老虎洞竹枝词》,李焕章的《河阴竹枝词》等。

 

五、“眼前有景道不得”?

面对同样的眼前之“景”,为什么在本籍诗人笔下只有温和、明丽、疏淡的一面,而在客籍诗人那里却是荒寒、萧瑟、奇丽?是怎样的文化心理差异导致了这不同?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应当是本籍诗人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与主动趋同所致。

尽管青海“十之二三”的历史时期处于化外,但“皇清应运,加意遐荒。声教所迄,蔚然兴起”,各代中央政府长期实行的儒家教化已在汉族群众中形成牢固的大一统观念,本籍诗人自觉以中央王朝的审美为标准寻找、表现本土山水的美。古代山水诗的发源本就是谢灵运的永嘉山水温婉与秀丽,而中央政权自南宋后,也基本以江南之美为美的标准,至清朝,“江南”更成为文化优越的符号。这就致使诗人们不知不觉地以温婉、明秀为标准进行美的选择性欣赏与表现。于是,带有明显江南特征的风景如杏花、烟雨、古树、孤松、画屏、耸翠、春涨、飞瀑、奇峰等便自然成为了吟咏对象,而西北独有的风光则因与江南特征的悖逆被排除在外。在本籍诗人们看来,这些类似江南的审美风范也使得他们超离了荒陬僻地的野蛮、朴拙,而显示出趣味的高雅。

其次,古典文化的积累与写作惯性使然。作为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叉地带,青海一直到明才真正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地方文化的欠发达亦是必然。与至少千年的文化积淀相比,青海的文化基础、氛围都逊色很多。“据《西宁府新志》、《西宁府续志》记载,明进士4人,举人3人,清进士6人,举人79人(文科举人30人,武科举人49人)……横向内地比,浙江地区一年的进士数量就远远高于青海明、清两朝总数”。明清时期的青海,“诗礼传家”可能都是奢望。因此,明清时期本籍诗人的诗词创作,也就类似于童蒙的刚刚开化,还没有顾及到如何去表达那些迥异于阅读经验的风光,还基本只能模仿。这模仿,既包括句式的,如前面提及的李荣树对李贺诗句的化用,再如他仿黄庭坚“痴儿了却公家事”而写的“痴儿今日忘尘事”(《登南禅寺孔雀楼》)。再如来维礼的“一湾流水绕柴门”、“碧阴携酒话桑麻”、“深山深处有人家”等等,也更含有意象、意境的。

而值得注意的是,除边塞诗外,古典诗歌一直没有出现表现西北风光的诗歌典范。缺少这方面的借鉴对象,他们只能模仿“杏花春雨江南”,却不知如何表现荒山秃岭、绝壁峭崖。诗人江南对古典诗词的模仿化用,他们如孩提般亦步亦趋,跟在古典诗文大家的身后,顾不上、也还没有意识到创新或者表达眼前实景。尽管很是水土不服甚至不伦不类,但青海总算有了本籍诗人的吟唱了。

第三,承袭遥远文化基因的渴望。青海本地的汉族一直认为他们的先祖本是南京人,朱元璋时期因被从南京珠玑巷移来。不少家谱都保留有这样的信息,而青海的老人至今还说他们的祖籍是南京。在青海方言中至今还活跃着很多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词汇,如“孽障”之类。诗人来维礼也自称祖籍在浙江萧山。可能在青海本籍诗人的潜意识中存留着强烈的因地域、文化等原因造成了对遥远的江南,实则也是对自身文化基因的渴望,于是便有意识地选择、强化青海风光中的江南因素,如张思宪的“爱他水墨米颠呼”(《北山烟雨》252),张问仁的“一朝塞北又江南”等。

第四,对高原山水缺憾的补偿。本籍诗人大多有在外地为宦的经历,享受过内地气候的温和与舒适,体验过温润、柔美与明丽。当回到高原,对比之下,可能会意识到家乡土地的“贫瘠”,于是便在创作中将风景诗意化、理想化,以弥补高原的苦寒与苍凉。

第五,地域原因。青海疆域辽阔,东部湟水谷地以农业为主,日月山以西畜牧业发达。 “宁夏及青海东部受陕甘两地地缘影响逐渐与汉唐文化接近,新疆与青海西部分别受西域文化和青藏文化的异域文化特色的影响。”而绝大多数的本籍诗人生活在东部农业区,所以,受青藏异域文化的影响就相对比较小。

文学型态的呈现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各种因素,思想文化潮流、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经济条件等等以往文学史家重视的因素都缺一不可,但未曾被我们注目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有很多。历代咏青诗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或苍凉或温润,其他角度估计是很难找到真正原因的。而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则能够很体贴而周密地解决这个问题。

 

            (方丽萍: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童占芳: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