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话本小说地域分布与理学地域分布关系谫论
  • 2017-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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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杨宗红 蒲亨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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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拟话本小说地理分布及相关问题

明末清初话本小说的作者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从刊刻(包括翻刻)地看,现存明刊本拟话本小说中,浙江23部,江苏24部,福建4部,江西1部,安徽1部。小说刊刻地,小说作者(或编者)籍贯,都以浙江杭州、江苏苏州为主,一些不署作者真实姓名的艳情小说,如《欢喜冤家》、《弁而钗》、《宜春香质》等,也多在苏杭刊刻。福建、江西、安徽等靠近苏杭一带的地区则数量很少。

东南之地是文人聚集的地方,据统计,明代文人中,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安徽、上海五省一市共有文人1053人,占明代籍贯可考的著名文学家总数1339人的78.64%其中,江浙二省文人又占总数的61.15%。清代文人中(截止1840年),这五省一市共有文人1272人,占清代全国著名文学家总数1724人的73.78%,其中江浙二省占70.13%。仅从明代考中进士的数量看,江苏以3667名位居首位,浙江以3391名居第二,次之是江西2690名,福建2192名。

按照经济发展及科举比例所显示的文化教育状况来看,江浙两地出现众多话本小说家理所当然。但有几个问题有待探究:

其一、虽然江西、安徽、福建三省经济相对落后,但教育并不落后,且都离江浙二省很近,其刻书亦很精良(如徽州刻书),为何话本小说极少?

其二,关于建阳书坊的衰落,主流的意见是元末和明中期的两场大火,明末清初当地兵灾严重,且顺康间多次禁小说。建阳刻书繁荣是在明正德及万历年间((15061620),刻书业已经从火灾影响中恢复。至于兵灾与天灾,江浙差不多,政府禁毁小说并不分地域。何以天启崇祯时,通俗小说刊刻中心转移到苏杭、南京一带?

其三、福建在明万历、泰昌时期,通俗小说刊刻最多,最繁盛。建阳书坊中,历史演义、神魔、公案题材较多,世情题材少。所刻通俗小说26,没有一种情色小说。当其它地方大量刊行情色书籍以追求利润时,一向对市场把握准确,并以劣质刊刻来追求利润的福建刻书家并没有跟风而上?而到苏、杭书坊,世情题材则增多?

解答上述问题,不能撇开理学的地理分布。有学者指出:“建阳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的故乡,是深受理学影响的地方,他们出版书籍时,还有一条道德的底线,既要盈利又要承担教化的任务,所以大量出版历史演义等宣传‘忠义’思想,表彰忠臣义士的小说,不敢去刊印那些有露骨的色情描写的作品。”此说甚为有理,可惜没有展开。由于明清理学的两大阵营在东南之地根基各有不同,理学思想的不同派别对小说刻书的影响也有所差别,尤其对刻书种类与题材选择影响较为明显。

 

二、福建理学与拟话本小说刊刻

福建理学以朱子学为主。朱熹虽生在新安,却从小在福建长大,是闽学开创者。闽学提倡居敬穷理、反躬践行,崇四书。朱熹以讲学传道为己任,在讲学及书院教育中,以经学义理教育为主,要求人们明人伦、晓义理。他还利用刻书,或宣传自己的学术著作及传播学术思想,或整理前辈理学家如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的著作,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教学用书。朱熹门人也以福建籍为多,这些闽学者的后代多为刻书者。如建阳刻书家刘氏、魏氏、熊氏、黄氏、蔡氏、叶氏等,都是闽学者的后代,且书林人物之间也多存在姻亲关系。建阳书坊林立,刻书丰富,刻录了不少理学著作。据林应麟《福建书业史》统计,福建官刻书籍407种,经部66种,占16﹪,史部70种,占17﹪,二者共占33﹪。在建宁府1603种刻书中,经部234种,占14.59%,史部295种,占18.4﹪,经史共占总数的33%。很多书坊往往同时兼刻通俗小说与科考书籍。如余氏书坊共刻书235种,经部40种,史部46种,小说38种;刘氏书坊刻书297种,经部32种,史部64种,小说13种。总之,福建刻书很重视经史一类的书籍,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理学在福建的广泛传播。

福建王学学者不多。黄宗羲《明儒学案》虽设《粤闽王门》,但言及闽之王学者只有马明衡、郑善夫。王学福建籍弟子主要分布在泉州、福州地区,“闽中学者中即使有个别来越师从阳明者,后来也大都转向了朱学。”即便是马明衡、郑善夫,也没有摆脱朱子学的影响,福建的朱子学派仍然坚持朱子学说。可以说,在明代福建地区,朱子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阳明之学却显得冷清。晚明福建的文化巨人谢肇淛1567~1624)27岁调任湖州司理,此后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外辗转做官。他与心学人物袁宏道等颇有交往,但对阳明心学却有所保留,认为“良知”、“止修”之说只是拾人唾徐,欺世盗名而已,对于信奉李贽学说之人,“余甚恶之,不与通”,听闻李贽之死,其评价是“此亦近于人妖者矣。”

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1566年),杭州出现了话本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原名《六十家小说》),这其中,不乏世情题材,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风月瑞仙亭》、《刎颈鸳鸯会》、《戒指儿记》、《风月相思》等。谢肇淛万历34年(1606)评《金瓶梅》,1607、1608两年都呆在福建老家。在此期间,他完全可以将此书交给书坊刻印——那时,正是福建书坊繁盛时期。与《金瓶梅》同时的,还有署名为兰陵笑笑生的1606年刊出的《玉娇李》,万历38年(1610)《金瓶梅词话》在其它地区刊出。据嘉靖年《建阳县志》载,当时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书市盛况空前,与外界商贾往来甚为频繁。泰昌天启年间,冯梦龙《喻世明言》出版,天启四年、天启七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出版。崇祯元年,《拍案惊奇》出版。“三言”出版之后,“行世颇捷”(凌濛初《拍案惊奇序》),当此之时,建阳书房并没有遭受火灾与兵灾(1628年,福建麻沙书坊才遭遇第三次火灾,刘氏三桂堂等书肆付之一炬。),对于外界情况及需求,福建书坊主应有所了解。但是,建阳书坊主却没有如江浙书坊主那样重金购买小说印刷或者请人撰写刊刻。清初福建长汀四堡书坊异军崛起,但也没有刻话本小说。

明代福建刊刻的话本小说只有《熊龙峰小说四种》,其中,《张生彩鸾灯传》、《苏长公章台柳传》、《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均属于婚恋题材。建阳熊龙峰刊刻的婚恋题材的作品还有《重刻原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建阳刻书中双峰堂的《万锦情林》,世德堂的《绣谷春容》所选内容有《钟情丽集》、《天缘奇遇》、《李生六一天缘》、《娇红记》、《吴生寻芳雅集》、《三妙传》、《刘熙寰觅莲记》等,属于世情乃至艳情题材。余象斗建阳书坊主所刻《万用正宗不求人》中设有“风月门”,录有很多情书套话和关于春药、房中术乃至其它风月知识。可见,建阳本小说并非不懂或不晓采用世情题材,更不是找不到新的题材,而是不愿意使用这些题材继续编撰话本小说。否则,以福建人之才华,以建阳书坊主之精明及职业敏感,书坊主集书坊、小说编写者于一身的便利及较高的文化素质与艺术修养,他们编写、刊刻更多的话本小说不是难事。话本小说先在福建刊刻,当话本小说盛行时却没有继续刊刻,除了没有专业人才从事创作话本小说外,或许当与话本小说的题材多与婚恋有关。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福建书坊刊刻小说时有意识弱化世情题材,进而束缚了话本小说在这一地区的刊刻。谢肇淛评而不传播《金瓶梅》,当与其作为福建士人固有的观念相关。

 

三、江西、安徽理学与拟话本小说编撰

江西及安徽的拟话本小说也很寂寥。早在明嘉靖时,徽州歙县刻铺比比皆是,有“时人有刻,必求歙工”之说。万历以后,“雕工随处有之,宁国、徽州、苏州最盛,亦最巧”。胡应麟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谢肇淛也说: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寻常耳。徽州官刻、坊刻、私刻颇盛。刻书籍种类繁多,谱牒、经史子集、日常用书都有刊刻,“以数量而言,明代徽州私人刻书数以千计种次”,“清代前期,徽刻承明代遗风,还较兴盛,比较有影响的刻铺仍有三十多家,刻书仍有数百种之多”然而,这众多的刻书中,通俗小说却极少。究其原因,也当与理学有关。

徽州号称“东南邹鲁”,“朱子阙里”。徽州民众“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子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是以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 “新安为程子之所从出,朱子之阙里也。故邦之人于程子则私淑之,有得其传者;于朱子则友之事之,上下议论,讲劘问答,莫不充然各有得焉。嗣时以远,硕儒迭兴,更相受授,推明羽翼,以寿其传。”徽州刻书中,理学书籍众多,如休宁陈若庸刻《性理字训讲义百篇》,休宁倪士毅刻自撰《四书集释》,歙县郑玉刻自撰《春秋经传阙疑》四十五卷,徽州路总管郝思义刻《朱文公语类》等。逮至明代,新安理学更为兴盛,刻书繁荣。其中直接研究和传播朱熹本人学说的有官刻图书中的《文公年谱》、《晦庵语录》、《四书集解》、《朱子语录》等。私家刻书有歙县汪正刻朱熹辑《上蔡先生语录》三卷、休宁程至远刻朱熹撰《孝经勘误》一卷、婺源朱崇沐刻《重浸朱文公奏议》、新安金氏问玄馆刻朱熹《四书集注》十七卷等。吴勉学与吴养春合刊的收录朱熹著作的《朱子大全集》就多达100余卷。同时,明代理学新家的著作也广为刊刻,较重要的有:程敏政的《心经附注》、《新安文献志》;程曈的《新安学系录》;汪应蛟的《汪子中诠》等。在底蕴深厚的朱子理学熏陶下,徽州人有一种自觉的理学精神。不过,明中后期的心学也影响到徽州地区。据大略统计,投身到心学门下徽州学者达24人。这些弟子学成归来,即在本地推行会讲、讲会,传播心学思想。湛若水、邹守益、王艮、钱德洪、王龙溪、罗汝芳等都先后到过徽州主讲盟会。心学讲会多样,有月举、季举、岁举,自正德十年(1515)至天启元年(1621)新安大会“会讲大旨,非良知莫宗;主教诸贤,多姚江高坐。”在程朱理学与心学的颉颃中,朱子学说的阵营遂有所压缩,但仍屹立不倒。嘉靖以来徽州讲会在汪应蛟、余懋衡讲学推动下,与东林讲学相呼应。户部尚书汪应蛟在家乡徽州居留十九年,主持徽州六邑大会并参与各县的讲会,在正经堂、富教堂、三贤祠、福山书院频繁出席讲学活动,以朱子学为其宗旨。清初程朱理学重兴,徽州学者讲会亦以朱子学为尊。正因为如此,徽州书坊也刻过《第一奇书金瓶梅》、《觉世明言十二楼》、《牡丹亭》、《西厢记》等小说、戏剧,但数量远远低于江浙一带的书坊所刻。

江西是理学家汇集的大省,甚至有人认为宋明理学就是“江西之学”,因为它不仅是理学的发源地,也是理学集大成之地。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理学大家都曾在江西为官讲学。周敦颐在江西南安创立了理学,讲学于濂溪书院,二程在江西受学于周敦颐。江西也是朱熹主要讲学之地。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并在此讲学。与朱熹关系密切的书院有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丰城县的盛家洲书院和龙光书院、安福县的竹园书院、新城的武彝讲堂、玉山县的怀玉书院和草堂书院及刘氏义学、余干县的忠定书院和东山书院、德兴县的银峰书院和双佳书院。“程门四大弟子”之一杨时在赣州讲学,一时弟子如云。陆九渊本是江西人,在江西金溪槐堂书屋和贵溪书院讲学多年,“鹅湖之会”使其名声大噪。明中期两个重要的理学家吴与弼、胡居仁都出身于江西。吴与弼一生授徒讲学不辍,弟子众多,著名的有胡居仁、陈献章。吴与弼认为要成圣,需要“静时涵养、动时省察”,“敬”与践履工夫不可少。胡居仁以传承程朱理学为己任,以“主敬”为其学术主旨,倡导慎独、力行。娄谅、胡九韶以及罗伦、张元祯等学者,也共创讲会、聚集门徒,宣传程朱理学。在江西诸多朱学者中,罗钦顺是坚守朱学的中坚力量。“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独守程、朱不变者,惟柟与罗钦顺云。”罗钦顺对朱学的坚持,对阳明心学的批判,推动了朱学发展,“大有功于圣门”。

江西王学极盛。王阳明江西籍的学生有邹守益、欧阳德、何廷仁、魏良弼、刘阳等。“当是时,士咸知诵‘致良知’之说,而称南野门人者半天下。”然江右王学被誉为王学修正派,其观点与程朱理学有很多相似之处。黄宗羲称:“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菴、两峰、双江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江右理学的这些特征,直接影响到文人的思想。“在小说类型的选择上,江西、福建籍的作者仍倾向于历史演义和文言杂俎,有所依本,具有很强的史实性,完全虚构的内容很少。……言情一类相对较少……福建只有2部世情故事,江西一部也未发现。”“原因就在于:福建书坊大量刻印历史小说,而当时很多科举不得意的江西文人,都被聘请到福建书坊进行创作。”

 

四、江浙理学与拟话本小说编撰

通俗小说的崛起与阳明心学关系密切。王阳明倡导良知说,认为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四民异业而同道,以向下的姿态拉近了士与农工商之间的距离,也改变了人们的通俗小说观念。王阳明在浙中讲学时,“诸友皆数千里外来”,四方鸿俊,千里负笈,“当时及门之士,相与依据尊信,不啻三千徒。”王阳明在浙中讲学不仅次数多,而且规模大,影响广。《万历野获编》云:“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然而,阳明心学对通俗小说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王学左派——泰州学派、浙中学派讲学实现的。“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王阳明去世后,其弟子王畿、王艮之讲学,将其推为极致。“自闻阳明夫子良知之教,无日不讲学,无日不与四方同志相往来聚处。”王艮大肆发挥阳明学的现成良知,注意对下层民众的宣传,鼓吹“愚夫愚妇未动于意欲之时,与圣人同。”“真性”、“天则”,“真性流行,自见天则”是其常说之语。王畿主张真性流行,反对虚假做作:“是非本明,不须假借,随感而应,莫非自然。”“良知是天然之灵窍,时时从天机运转,变化云为,自见天则。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认为“性是心之生理”,味、色、声、臭、安逸于口、目、耳、鼻、四肢乃是自然之性,把人性归结成自然本性。王畿在阳明之后孜孜传播其学说达四十年之久,无日不讲学,在江苏、浙江、安徽徽州、江西讲学达36次之多。这对明清之际的自然人性论直接产生影响。

泰州学派是阳明后学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学派。学派创始人王艮“多指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之学”,“言百姓日用即是道”、“以日用现在指点良知。”(王艮《年谱》)又提出明哲保身论,呼唤对生命与自我价值的尊崇,把人的主体精神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其后王襞、王栋、徐樾、颜钧、赵大洲、罗汝芳、何心隐等,都得王艮真传,他们多能“以手搏龙蛇”,乃“名教之所不能羁络”者。泰州学派的影响也最广。据袁承业《名儒王心斋先生师承弟子考》载,当时泰州学派宗王艮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可考者487人,江西35人,安徽23人,福建9人,浙江10人,江苏本省数百人。韩贞讲学“秋成农隙,则聚德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听韩贞讲学者“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王襞继承其父衣钵,在家乡东淘精舍每三个月举行一次大型讲会;在外地讲学,其所至,“士庶辄百十为辈,群聚讲,下、吴、楚、闽、粤之间,信之尤笃,感孚既众,德誉日腾。一时缙绅、督学币檄交驰,或本郡师帅构室敦延。泰州学派作为“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其“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对民众思想启蒙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其平民关怀、不泥古、不盲目迷信权威的怀疑精神、对独立主体精神品格的构建影响最为明显。

文学创作相对于社会思想而言,有同步性,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嘉隆之时是阳明心学高涨之时,但细观这一时期的通俗小说,刊刻数量并不多,且以历史演义、神魔、公案为主。通俗小说的繁荣时期在万历后。据陈大康《明代小说史》,嘉靖、隆庆51年时期,全国通俗小说共9部;万历、泰昌48年时期,共有通俗小说52部;天启至弘光25年时期,共有通俗小说67部。汪燕岗统计的数据为嘉隆时期通俗小说5本,万泰时期76部,天启崇祯时期80部。世情故事到万历后发展迅猛。这一时期,色情小说大量刊行。如《如意君传》、《痴婆子传》、《花神三妙传》、《天缘奇遇》、《寻芳雅集》、《素娥篇》、《绣榻野史》、《金瓶梅》、《浪史》等。其原因,固然与成化、嘉靖时期盛行房中术有关,也与嘉隆时期王学的讲学之风为艳情小说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对人欲的肯定有关。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及深厚土壤,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小说在肯定人伦物欲之际,其伦理教化特征仍然比比皆是。甚至在色情小说中,作者往往再三表明其中的教化意味。

自《熊龙峰小说四种》、《清平山堂话本》刻出之后,直到天启(1621)元年以后话本小说才重新抬头。话本小说家经过程朱理学、心学、东林、复社运动的洗礼,其创作必然会打下时代的烙印。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或有言情乃至艳情之作,如《欢喜冤家》、《一片情》、《龙阳逸史》、《弁而钗》、《宜春香质》等,即便是凌濛初这样的正统文人,在二拍这样充满告诫之作中也有许多色情描写。但总体而言,明清之际的话本小说中,艳情题材的数量仍然是比较少的,连篇累牍的色情描述的篇幅也不多,作者或说话者常常跳出来对故事进行干预倒是比比皆是,其教化色彩相对于中长篇小说更普遍,也更浓郁。

 

附表:

此表主要依据程国赋师《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陈桂声《话本叙录》、文革红《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刊刻考论》、《清代福建地区通俗小说刊刻述略》,宋若云《逡巡于雅俗之间——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研究》,苏州大学缪小云博士论文《建阳本小说研究》(2008)归纳整理。

              

                    (杨宗红:广西贺州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文学博士;蒲亨乐,广西贺州学院经济与管理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