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与诗歌(上)
  • 2017-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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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陈韫潇 陈友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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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这个问题,是受到英国约克大学教授休·霍顿(Hugh Haughton)的启发。在英国皇家文学会和《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支持下,英国社会科学院与伦敦大学英语研究院共同举办两年一度的“文学周”学术活动,在2013年文学周期间,霍顿作了题为“诗歌与河流”(Poetry and Rivers)的演讲。随后,牛津布鲁克斯大学、雷丁大学与伦敦大学英语研究所、英国皇家文学会、英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了题为“变迁的地域:现当代地方诗学”(Shifting Territorie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oetics of Place)的学术研讨会,也探讨了诗歌与河流间的微妙关系。20136月,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张哲采访了霍顿教授,霍顿对河流与诗歌的关系进行了深度解读,他指出,河流一直是英语诗歌的重要描写对象,河流是变化与永恒的最好诠释。他说:

河流连接着城市与乡村,诗人写景状物的同时也吸引读者对地方产生关注。概括来说,河流增加了诗意的流动性并强化了文化的连续性,与此同时也体现了瞬息万变的、川流不息的动态,以及顽强的生命姿态。

中国古语有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尽管地域不同、年代不同、比拟方式不同,但英语世界的诗人也格外喜欢以水作为身份认同的象征。在许多文化中,人们对海并不了解,但河流却是非常普遍的地理特征,几乎遍及所有文化。河流不仅承载着水,还蕴含着文化价值。如今,河流更引发了人类去思考环境生存、污染、文化变迁、地域认同、人与自然关系等重大问题。

可以说,河流的动静是人类心性的表征,也是人世哲理的成像。河流一直以来都有一种魔力作用于诗人身上,河流发出声音,为诗歌的节奏、音律提供了来自自然界的呼声,同时也因其鲜活的形象为语言运用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河流是动静皆宜的最好诠释,“动”常被认为是变化的表象,“静”则是一种不变的结果。

在中国文学中,河流与诗歌也有同它在西方文学中一样的关联,比如,黄河书写对建立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黄河是“母亲河”,大家都是它的子孙。在中国文学中,大山书写似乎比河流更为突出,大山的精神意蕴也注入了中国诗歌的血脉。大山承载着自然万物,也蕴含着文化价值,体现出“顽强的生命姿态”。因此,研究大山与诗歌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有些个案讨论,宏观的分析似乎还没有。本文根据学界研究成果和我们的思考初步归纳出二者的精神关联。

 

一、大山与诗歌的精神关联

山是构成地理环境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山往往雄伟挺拔,连绵不断,多姿多彩,包蕴万有,成为人们敬仰的对象,因而也成为文学表现的重要对象。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说“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中国人一直有强烈的“天人互益”观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山水文学于是成为文学的一大宗。从古到今,山始终是中国诗人最热衷歌咏的自然景观之一,并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歌,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大山也有一种“魔力”作用于诗人身上。

(一)大山之庄严壮美与人之德性崇高

大山和诗歌的关系,最直接的是大山成为诗人的观照对象和审美对象。大山以其整体形象的高大雄伟,局部地貌的奇特多样,色彩的丰富美丽,山峰、岩石、峭壁以及水流、植被的结构组合,给人直观的自然美感,让人舒展愉悦。这种美以崇高之美为基调。华山、黄山、泰山、峨眉山等无不以博大雄浑的感性形态,强健的物质力量,雄伟的气势,给人以心灵的震撼,进而受到强烈的鼓舞和激发,令观赏者产生赞叹和敬仰之情,从而升华和扩充精神境界。

崇山峻岭以它的崇高形象激发了人的挑战欲望和攀登精神,以它的坚强静默影响了人们勇毅坚韧的性格,启示人们做高尚高贵的人。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比德说”就有这样的意蕴。它认为自然物象与审美主体可以 “比德”,也就是说人可以从自然物象感受到某种人格美。“德”是伦理道德,为人之道。明人李元阳《宾苍阁记》说在鸡足山,他看到的各种景象,让他感到自然的伟大,并启示做人要勇敢、忠诚、耿介、正直、文明:

其横绝地维,如细柳淮淝之阵,示我以勇;其顿挫起伏,千态万貌,如上林长门之赋,示我以文;其峻拔不可迳而造,又如陈蕃之榻、李膺之门,示我以介;其正不阿,如古纯臣之立朝,示我以忠;其静默不言,如古圣贤之相授,示我以道。登此阁则石壁拥云而来,泉声树色,无非示我周行也。大哉!

“周行”是大路 ,《诗经》中多见。《大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又《卷耳》:“嗟我怀人,置彼周行”朱熹《诗集传》云“周行,大路也。”人只要忠诚、正直、勇敢、文明,自然会走上人生的康庄大道,所以说“示我以周行”。

刘禹锡《华山歌》从大山的挺拔不俗感悟人生的追求,正是华山示他以“周行”: 

洪垆作高山,元气鼓其橐。俄然神功就,峻拔在寥廓。

灵迹露指爪,杀气见棱角。凡木不敢生,神仙聿来托。

天资帝王宅,以我为关钥。能令下国人,一见换神骨。

高山固无限,如此方为岳。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

诗说华山是宇宙元气所造就,巍然挺立在天地之间,世界上高山很多,华山才是真正的大山。“如此方为岳”语出《诗经·崧高》“崧高维岳,峻极于天”,强调在“无限”的“高山”之中,华山是最高的。它威严肃杀,护卫着一个高贵神圣的世界。它让凡俗世界的人“一见换神骨”,实现超越。他从华山的庄严高贵想到做人,大丈夫如果没有特出的品行,即使身居高位,也是庸碌之辈。宋长白《柳亭诗话》说该诗“骨力傲岸”,瞿蜕园认为诗的见解是“宏识”。

那些著名的大山,形成了人的敬畏之心,也激发出豪情壮志。站在山顶,世界尽在脚下,眼界开阔,心胸浩然,往往有“山到绝顶我为峰”之概。如明末诗人陈佐才《登鸡山顶》所说“只谓此山高莫比,谁知吾更比山高”。 明代太和(今大理)人苏伟《登鸡足山最高顶》说:

夐峦摩碧汉,咫尺与天通。蹑足云霓变,神游宇宙空。

淡怀生壮志,烈日凛悲风。莫惜无封禅,钟灵泰岱同。

表示登上鸡足山绝顶,一览众山小,神游宇宙,精神获得舒展和解放,激发出壮志,也激发出自信。最后两句说,内地的名山都得到皇帝封禅,提高了地位,鸡足山虽然没有封禅,但不值得惋惜,它钟灵毓秀,与泰山一样。担当《鸡足山》也说:“巍哉五岳齐名外,华首当称第一峰。”

从大山的雄伟庄严联想到人性之高贵坚定,激发出向上之心和崇高的道德追求,往往出现在儒家诗人的大山书写之中。儒家具有浓厚的道德情怀、人格诉求和责任担当,影响于大山书写,就倾向于表现德性之崇高,具体有三个指向:一是超越苟且猥琐而追求精神之高洁;二是超越庸庸碌碌而追求刚健有为;三是超越穷通困扰而追求人生态度之淡泊宁静。这都是在现实社会范畴内的考量,在人生实际中安放灵魂,提升人格境界和生存质量。它没有导向超社会的神仙世界,彰显的是人生和社会的正面精神力量。

(二)大山之神仙想象及其神圣性建构

另一类大山书写则不同,它展开神仙想象,并由此建构了大山之神圣性。这是偏于宗教性的书写。追求人生之高洁和快乐,道教与儒家是一致的,但对高洁和快乐的定义不一样,选择的路径也不一样,儒家以实现道德之完善和社会使命为高尚和快乐,在日常生活中完成人生超越;道教则以追求个人的逍遥为快乐,佛教以摆脱尘世染污获得解脱为快乐,它们都通过彼岸世界的建构和想象完成超越。因此,具有道教和佛教情怀的人之大山书写,往往具有超现实的想象。

“稠叠千万峰,相连入云去。”(李白:《自梁园至敬亭山见会公谈陵阳山水兼期同游因有此赠》)大山以其高耸入云,离天最近,成为人间与神灵沟通的桥梁。古人认为与地相对,天上还有一个神灵世界。由于大山直插云霄,它自然成为连接天与地、人间与神界的媒介。它刺激人的想象,把人的精神导入超自然世界。游仙要借助于大山,遇仙发生于大山,都是缘于此。古代帝王的泰山封禅就有沟通天地人神的意涵。游仙诗中的山也有这样的功能。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写出了名山和神仙的密切关联。他的《游太山六首》是十分典型的作品:

四月上泰山,石平御道开。六龙过万壑,涧谷随萦回。

马迹绕碧峰,于今满青苔。飞流洒绝巘,水急松声哀。

北眺崿嶂奇,倾崖向东摧。洞门闭石扇,地底兴去雷。

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银台。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

玉女四五人,飘摇下九核。含笑引素手,遗我流霞杯。

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旷然小宇宙,弃世何悠哉。

 

清晓骑白鹿,直上天门山。山际逢羽人,方瞳好容颜。

扪萝欲就语,却掩青去关。遗我鸟迹书,飘然落岩间。

其字乃上古,读之了不闲。感此三叹息,从师方未还。

 

平明登日观,举首开去关,精神四飞扬,如出天地间。

黄河从西来,窈窕入远山。凭崖望八极,目尽长空闲。

偶然值青童,绿发双去鬟。叹我晚学仙,蹉跎凋朱颜。

踌躇忽不见,浩荡难追攀。

 

清斋三千日,裂素写道经。吟诵有所得,众神卫我形。

云行信长风,疯若羽翼生。攀崖上日观,伏槛窥东溟。

海色动远山,天鸡已先鸣。银台出倒景,白浪翻长鲸。

安得不死药,高飞向蓬瀛。

 

日观东北倾,两崖夹双石。海水落眼前,天光摇空碧。

千峰争攒聚,万壑绝凌厉。缅彼鹤上仙,去无云中迹。

长松入云汉,远望不盈尺。山花异人间,五月雪中白。

终当遇安期,于此炼玉液。

 

朝饮王母池,暝投天门阙。独把绿绮琴,夜行青山月。

山明日露白,夜静松风歇。仙人游碧峰,处处笙歌发。

寂听娱清晖,玉真连翠微。想象鸾凤舞,飘摇龙门衣。

扪天摘匏瓜,恍惚不忆归。举手弄清浅,误攀织女机。

明晨坐相失,但见五去飞。

李白虔诚信奉道教,从题材看,这六首诗属于游仙诗,有大量的道教词汇和道教思想,充满对神仙世界的想象。泰山孤峰突起,雄峙华北平原,它把无垠大地、杳渺太空和辽阔海洋统摄起来,为展开想象提供了条件。李白正是以他天才的想象力和纵横恣肆的文笔写出泰山的雄峻丰盈,以及他超越尘俗获得飞升的精神体验。

李白著名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写了庐山“登高壮观天地间”,于是“兴因庐山发”,然后想象“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登太白峰》亦写出借助高山得以飞升的愿望:“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一别武功去,何时更复还?”王琦注:“《庄子》‘列御寇御风而行,泠然善也’。郭象注:‘泠然,轻妙之貌。’”山是引领人进入仙界的桥梁。

大山又幽邃神秘,人的足迹难以穷尽,留下想象空间,于是被构拟为隐藏神仙的所在。贾岛《送田卓入华山》:幽深足暮蝉,惊觉石床眠。瀑布五千仞,草堂瀑布边。坛松涓滴露,岳月泬寥天。鹤过君须看,上头应有仙”唐李洞《华山》:碧山长冻地长秋,日夕泉源聒华州。万户烟侵关令宅,四时云在使君楼。风驱雷电临河震,鹤引神仙出月游。峰顶高眠灵药熟,自无霜雪上人头。”(《全唐诗》卷七百二十三)都对华山产生神仙想象。因此,高山藏仙、在高山遇仙是中国古代诗人喜欢表现的内容。这方面的例子还有郑谷的《华山》(《全唐诗》卷六百七十五)。

峭仞耸巍巍,晴岚染近畿。孤高不可状,图写尽应非。
绝顶神仙会,半空鸾鹤归。云台分远霭,树谷隐斜晖。
坠石连村响,狂雷发庙威。气中寒渭阔,影外白楼微。
云对莲花落,泉横露掌飞。乳悬危磴滑,樵彻上方稀。
淡泊生真趣,逍遥息世机。野花明涧路,春藓涩松围。
远洞时闻磬,群僧昼掩扉。他年洗尘骨,香火愿相依。

刘长卿《关门望华山》(《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九)亦然:

客路瞻太华,三峰高际天。夏云亘百里,合沓遥相连。
雷雨飞半腹,太阳在其巅。翠微关上近,瀑布林梢悬。
爱此众容秀,能令西望偏。徘徊忘暝色,泱漭成阴烟。
曾是朝百灵,亦闻会群仙。琼浆岂易挹,毛女非空传。
仿佛仍伫想,幽期如眼前。金天有青庙,松柏隐苍然。

两首诗都写华山高接天际,云蒸霞蔚,古木参天,雷声水声喧阗,营造了神秘莫测的氛围,而神仙就在其中自由自在地生存。

仙人和仙界自然是不存在的,诗人们永远不可能遇到真正的仙人,也永远进不了仙界。这一切想象和书写都源于人类的自由渴望,是精神行为,它让人获得超现实的体验而进入自由的境界,让人摆脱人间的尘累污秽而变得高洁淡泊,感悟人生的“真趣”。如《唐宋诗醇》评李白《游太山六首》所说:“白性本高逸,复遇偃蹇,其胸中磊砢一于诗乎发之。泰山观日,天下之奇,故足以舒其旷渺而写其块垒不平之意。是篇骨气高峻而无恢张之象。后三篇状景奇特,而无刻削之迹。盖浩浩落落,独往独来,自然而成,不假人力。大家所以异人者在此。若其体近游仙,则其寄兴云尔。”李白才华高,抱负大,遭遇现实的困厄,更渴望自由,于是有游仙遇仙之想。关于大山的神仙想象和书写赋予大山神圣性。

(三)大山自然美与人文美之交融

民间传说、文学书写对大山崇高性的彰显、道德性的类比和神圣性的建构,都赋予大山浓厚的人文色彩。另外,大山之中还有一些人文景观,特别是佛寺道观,它们营造了浓郁的文化氛围,给人们思想和情感熏陶。这些地方也是诗人们喜欢描写见闻、抒发人生感悟的所在。山水人文融合辉映,相得益彰,大大丰富了大山的精神内涵和审美意蕴。因此,歌咏大山的诗,自然美和人文美常常是水乳交融的。

大理感通寺在点苍山圣应峰麓,是座千年古刹,始建于南诏,元明清时期佛事极盛,是点苍山最重要的人文景观之一。嘉靖间,杨慎被流放云南,曾和李元阳游感通寺,在一座楼上住了20余天,写成《转注古音略》。李元阳把这座楼命名为写韵楼。其后,感通寺声名更著,“彩笔光生太史楼”(李挺枝《题杨升庵先生写韵楼》),许多名人慕名游览,留下诗文。明末清初名僧担当,曾问学于董其昌、陈继儒,诗书画三绝。他在感通寺修行,重修写韵楼。他为该寺写的对联为人称道:“寺古松深,西南览胜无双地;马嘶花放,苍洱驰名第一山。”《写韵楼歌》是担当诗中的名篇:

君不见撑天拄地惟气节,丈夫临难当自决。

升庵太史重伦彝,触犯天威杖以百。

悲哉百杖杖不死,诏遣荷戈戍金齿。

去来长爱点苍雪,为楼写韵班山里。

书法专学铁门限,挥戈全用藏经纸。

唱酬日日李中溪,诙谐处处弘山子。

戍滇四十有余年,每上斯楼独洒然。

摇落风霜公老矣,叶榆十楼俱废斯楼传。

生憎斯楼太孤绝,高人披览常不辍。

愧我无酒要焙茶,冷灶尘生多扯拽。

几株垂柳忒无情,靠墙倚壁委柴荆。

其如窟狐又穴鼠,不怜旧叶与新莺。

梁间阿谁贻此匾?嘉靖丁酉时代远。

灵和之殿已成尘,风光况复忘忧馆?

山僧无力可重修,巴蜀乡情重山丘。

蜀人首唱诸神和,金碧辉煌楼上头。

挺霄插汉炯云流,使我一眺即能穷九州,

从此声韵更清越,憔悴腰肢舞不歇。

国朝九十状元郎,公为领袖朝金阙。

斯楼若较戍楼高,赖有坎坷成大业。

既能垂千秋孤忠焉敢怨谪迁,君不见关山月!

杨慎嘉靖三年(1524)因大礼议得罪世宗朱厚熜,被廷杖后长流云南,在滇40余年。杨慎才高胆粗,勇于著书,《明史·杨慎传》说他“著述为明人第一”。在云南期间,领袖滇中文坛,对云南文化之发展,影响甚大。他描写苍山洱海的作品亦多,以《游点苍山记》最为脍炙人口。《写韵楼诗》赞扬杨慎的气节和成就,表彰其“千秋孤忠”。他和大理文人唱酬,苍山洱海因之增重。肯定其因为遭遇坎坷而成就“大业”。这正是“诗穷而后工”的又一例证。点苍山的“挺霄插汉”和苍山雪的晶莹洁白,正和杨慎的品质相一致。诸多名流的登临歌咏使写韵楼“金碧辉煌”。而写韵楼则为点苍山染上了浓厚的人文色调。

临济宗第三十二代传人香海本元禅师在云贵总督范承勋所修《鸡足山志》序中说:“擅天地之灵奇者,无如山水,而能阐山水之灵奇者,赖有人文,是则山水之在天地,非文而何能发挥若是哉?……山水之赖人文,顾不重哉?”他把山水与人文的关系阐述得非常透彻。二者交融的山,美誉度最高,游赏的价值也最高。

如果说河流是偏于动的,那么大山就是偏于静的,它厚重庄严、肃穆崇高。文天祥《正气歌》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河岳”为人间正气所赋,正是要表现它的神圣性和崇高性,它不可撼动,不可侵犯和陵越。因此,大山总是把人的精神导向纯洁和崇高,实现净化与超越。在这个意义上,大山与河流一样,“是人类心性的表征,也是人世哲理的成像”。河流增加了诗歌的流动性,大山则增加了它的稳定性和崇高性。

 

(陈韫潇: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陈友康:云南中华文化学院教授、云南民族大学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