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作者地域分布的统计分析
  • 2017-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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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郑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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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尝试从统计学的角度,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宋文作者的地域分布作一番考察。根据笔者所编制的《宋文作者数据库》统计,《全宋文》收作者9180人,初步确定重收作者15人,实收9165人。这些作者中,时代明确者9160人,时代不明者5人;籍贯可考者6187人,籍贯阙考者2978人。为了便于对宋文作者的地域分布进行动态细致的观照,我们首先要探讨宋文作者的时代分布问题。


一、宋文作者的时代划分与地域分布

文学史分期,是文学研究的一大难题,对于研究很不充分的宋文来说,尤其如此。有关宋文发展分期的论述比较有限,其中,郭预衡、王水照、朱迎平和曾枣庄等先生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郭先生在《中国散文史》第五编第一章的“概论”中,将两宋散文分为七段:北宋初期、庆历新政前后、熙宁变法前后、北宋之末、两宋之际和南宋初期、南宋中期与南宋末期和宋元之际;王先生在《宋代文学通论》中,将宋文分为北宋前期、北宋中叶、南渡前后、中兴时期和南宋末期等五个时期,每期又分为两个阶段;朱先生在《宋文发展整体观及南宋散文评价》一文,在评介王先生的论述的基础上,将宋文分为“五个阶段、两次高潮和一个尾声” 曾先生在《宋文通论》的“宋文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一章,则将宋文分为北宋前、后期和南宋前、后期四个阶段。

上述四先生,主要依据政治史的进程,以名家大家为参照,或着力于作家个案的解读,或偏重于文人群体的聚散,或关注于宋文传统的兴衰变迁,或侧重宋文风格的形成与发展,从多个角度,对宋文发展脉络进行了的勾勒。

郭王朱曾诸先生的论述,都为本文的分期提供了重要参考。笔者尝试从统计学的角度,对宋文分期重做一番考察。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将《全宋文》所收作者的生卒年,所收作品的写作时间,全部考证出,并录入数据库,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宋文进行分期。实际情况却是,《全宋文》所收作者中,生卒年均可考作者,仅1587人,生年或卒年有一项可考者有612人,两者合计不到宋文作者总数的24%;《全宋文》所收的178000篇文章中,已编年作品的数量非常庞大,统计和考证所要求的大量时间与精力,都是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笔者只好根据宋文作者的生卒年及活动时间段,重新考察宋文分期问题。这种处理不仅可行,而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宋文作者生卒年明确者虽然有限,是生卒年均阙考的6966位作者中,生活年代明者多达6961人,可考率在99%以上,这就为本文的从定量角度进行分期,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根据宋文作者,尤其是著名文人的活动年代,将宋文划分五个时期,如下表:


说明:


1.分期仅是大致的断限,不是绝对的。各期之间,往往紧密相连,一些作者的创作,具有过渡性质,一般将这类作者归在较早的一期,比如将所谓“古文运动”的先驱们划在宋初,而非“古文”盛行的北宋中期。

2.“出生时段”,主要考虑著名文人的情况,不强行使各期相连。对于生卒年阙考而生活时代可知作者的归属,由笔者根据《全宋文》和《全宋诗》、《全宋词》等提供的信息逐一推断归并,此“后台”工作繁琐浩大,不具列。

3.“作者数量”和“篇数”栏,不包括5位生活年代不详作者的数据,他们存文共8篇,可忽略不计。


下文中,笔者将结合宋文作者的时代分布,考察宋文作者的地域分布状况。兹据6187位籍贯可考作者的信息,制作出“宋文作者地域分布变动表”(表2),根据该表,分别绘制出“北方作者地域分布变动图” (图1)和“南方作者地域分布变动图”(图2),分别从考察北方和南方作者人数变动的特点,最后将南、北方作者数据加以对比分析,尝试挖掘数据样态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


二、北方作者人数的流动变化

图一:北方作者人数变动图



根据图1可知,北方作者人数,在宋初到北宋中期略有增加后,便呈现出不断减少的趋势;北方各省,作者最多的是河南,该省作者人数始终为北方各省之冠,且远高于北方其他省份。宋初到北宋中期,河南作者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由宋初的136人,增至北宋中期的201人,增幅达到47.79%;然而此后,该省作者数量,便开始锐减,南渡时期比北宋中期少了18人,南宋中期则进一步减少至106人,到了宋末,河南仅有作者13人,只相当于宋初的9.56%和北宋中期的6.47%。河南籍作者人数变化的这一态势,显然与社会政治有着密切关系,北宋时,都城汴京,西京洛阳和南京应天,均位于今日的河南省境内,北宋时本省出产作者较多,就极易理解了;而到了南宋,由于宋室南迁,河南失去了其原有的政治中心地位,加上战争的蹂躏以致最后完全沦为金人统治区域,宋文作者人数的锐减也就不可避免了。

山东籍作者数量,一直紧随河南,稳居北方地区的亚军之位。在宋初和宋末两个阶段,山东籍作者人数接近河南,分别达到102人和6人。与河南不同,山东在北宋中期,作者就已经开始减少,该期作者人数为72人,较宋初少了30人;到南渡时期,该省作者略有回升,达到80人,然而之后,山东籍作者又开始减少,南宋中期和末期,分别只有56位和6位作者出产。山东作者人数能够稳居北方亚军省份,当与其地理位置有关。不同于位置偏南且居于政治文化中心的河南,山东偏居东海之滨,距离北方边境略近,也受到战争的影响,培育人才的社会环境自然无法与河南相比;若同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等北方边省相比,山东省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较小,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培育文人才士的土壤也更加肥沃。

河北、山西和陕西等三省,出产作者总人数均在100至200人之间。图1中,这三省的折线图大致重合,除了陕西在北宋中期,作者人数较上期略有增加外,这三省的作者人数都在减少。此三省作者人数在宋初差距比较大,而从北宋中期开始,它们出产的作者数量就非常接近了:在南渡和南宋中期,河北籍和山西籍作者人数相同,均为30人和17人,宋末时,河北仅有1位作者,而山西也只有2位作者;北宋中期时,陕西籍作者数量,与山西相同,南渡时期比山西少了2位作者,南宋中期则比山西多了1位,此期陕西作者较多,可能受惠于韩世忠家族,韩家此期贡献出了5位作者。到宋末陕西虽无作者出产,而山西也仅有2位作者而已。北宋中期后,三省作者人数曲线形态相似,亦当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关:均处在宋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前沿,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社会环境同受政治军事变动的影响。

与北方其他省份不同,在宋末以前,甘肃籍作者一直处于稳步增加的状态,由宋初的1人,增至南宋中期的25人,到宋末仍有4位作者。该省作者人数能够逆势增加,当与地理位置较偏僻,受战争破坏相对中原各省较小有关。当笔者聚焦该省作者时,惊奇地发现南渡之后,天水张俊家族和静宁吴璘吴玠家族贡献了15位作者,这说明世家大族的兴盛,才是甘肃省作者人数得以逆势增长的重要原因。然而,由于甘肃作者基数小,该省作者人数绝对增长量有限,并未能挽回北方作者总数下降的颓势。值得一提的是,该省作者多是武将出身,南宋时,这一特征更加明显。

两宋时期出产作者总数在两位数以下的北京、天津、宁夏和内蒙古四地区,作者都生活在北宋时期,北京在宋初至南渡时期,分别有7位、1位和1位作者出产;天津在宋初和南渡时,分别出产了2位和1位作者;而宁夏和内蒙古,则分别在北宋中期和南渡时期,出产了2位和1位作者。这四省市作者人数较少,显然是因为这些地区皆非宋王朝的主要统治区域,它们在两宋时期的多数时段内,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所管辖。 

 

三、南方作者人数的流动变化 

图二:南方作者人数变动图



与北方不同,从宋初开始,南方作者人数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增加的态势,南宋中期时,人数达到顶峰,到宋末时,作者人数才开始较少。根据图2,可将南方十三省市划分为三个层级:浙江省为第一层级,江西、四川和江苏三省为第二层级,两湖、两广、重庆、上海和海南等七省为第三层级,福建为第一、二层级的过渡,安徽则是二、三层级间的过渡。

第一层级的浙江,在宋初和北宋前期,该省分别贡献了58位和139位作者,虽然连续两次屈居南方的亚军省份,但作者量与冠军省份相当;而且该省作者人数,增势更为迅猛,北宋中期较宋初,作者量增加了1.40倍。南渡时期,该省终于以11人的优势,超过福建,成为南方出产作者最多的省份;待到南宋中期,浙江籍作者人数从190刷新为560位,增加了1.95倍,比亚军福建多出209人;到宋末时,浙江作者量下降至359人,但依旧远高于其他各省。

在宋初到南渡时期,福建可归为第一层级,这三个时期,该省出产的作者人数,与浙江不相上下,在宋初和北宋中期两个时段,福建连续以1人的优势,力压浙江,雄居南方各省的榜首之位,到了南渡时期,福建才以微弱劣势,屈居第二,之后浙江的优势才开始显著起来,但福建籍作者人数,仍保持对于南方其他各省的优势,稳居亚军之位,直到宋末时,才以3人之差,被江西赶超,跌到季军的位置上。

同在第二层级的江西和四川省,作者人数折线图相似,二省在北宋中期,作者人数实现大幅增长后,便进入短暂的调整期,南渡时期江西作者数量较上期增加了11人,四川则减少了3人;到南宋中期,二省作者人数再次猛增,分别有247位和252位作者;宋末时,作者人数又发生剧减,江西作者减至196人,而四川作者数量则暴跌至69人。四川作者数量这种剧烈变化的背后,当有一些社会历史的原因,这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第二层级中的江苏的作者人数折线图,与浙江和福建二省相似,宋初时作者人数已在50人以上,从宋初到南宋中期间,作者人数一直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由宋初的54人,增至南宋中期的171人,到宋末时,该省作者亦大幅减少,仅余68人。与浙、闽二省所不同的是,江苏作者人数折线图较为平缓,该省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作者人数的增幅,显然不及浙、闽两省,但宋末时,该省作者锐减速度,却与两省相近。江苏作者的增幅较小,除了地处南北过渡地带,当还有其他原因,这亦是值得我们深究的。

与江苏类似,处于二、三层级之间的安徽省,在宋末以前,作者人数稳步增加,到宋末时发生锐减。宋初时,安徽作者较江苏省少了16人,仅有38人,之后的两个时期中,安徽与江苏作者人数的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到了南宋中期,两省作者人数开始差距开始缩小,而到了宋末,安徽竟然比江苏多了4位作者,这种人数差距,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特别是宋末时,当之前出产作者较多的四川和江苏二省,人数暴跌至70人以下时,安徽的作者人数为何减幅较小,尚有72位作者?难道只是因为安徽一些家族,在宋末时各自培养了一批文学作者?

第三层级中的湖北、湖南和广东,出产作者人数分别为77人、106人和74人。这三省份各期出产作者人数都在10至35人之间,且作者人数曲线,大致呈现出平缓上升的态势,广东省尤其如此,在宋初至宋末五期内,该省出产作者人数依次为8、13、13、17和23;湖南省与之相似,只是在南渡时期仅有14名作者,较上期减少了8人,至南宋中期该省人数又回升至27人,宋末时,该省作者人数增长的势头减缓,但依旧有33位作者。粤湘二省作者人数能够平稳增加,当与它们的地理位置偏南有关,由于它们长期远离前线,受战争的影响相对较小,培育人才的社会环境相对较好。同广西、海南、重庆等地相比,两省开发得较早,社会文化也比较发达。南渡时,湖南省作者锐减问题,则有待深究。

而地处南宋与金朝对峙前沿的湖北省,两宋时期出产的作者量尚不及湖南,也仅比瘴疠之地的广东多出了3人,而该省出产作者量减少,也恰好发生在南宋与金对峙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战争对文学创作的负面影响。

第三层级的广西、上海、重庆和海南等四省市,两宋期间,出产作者的总数均在30人以下,这些地区宋初时作者数量就少,其后增长的绝对数量也比较有限。上海市面积较小,且夹在浙江、江苏和江西等当时最发达的几个省份之间,为几大省份所辐射,它的社会资源凝聚力相对有限,培育散文作者的土壤比较贫瘠,该省出产作者不多,实属自然;广西、重庆和海南四省市,历史上开发较晚,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加上地理位置偏远,与宋室南迁相伴的政治文化中心南移的福泽,并未能惠及这些地区。因此,南宋时期,这四省人数虽有增加,但作者人数依旧较少,只有上海于南宋中期和重庆于宋末,出产作者人数勉强达到两位数,分别为10人和11人。

 

 

四、南北方作者数据的对比分析

如果说,图1和图2只是分别反映出北方和南方作者人数的变动趋势的话,那么,将南、北方各省份作者人数加以对比,则更容易发现南、北方之间相对地位的变化。根据表2可知,宋初时,北方出产了392位作者,南方只有327位;此期,出产作者最多的是河南省,有136位作者,是南方的冠军省份福建的2.31倍。而到了北宋中期,南、北方作者数量关系对比,已经有所改变。虽然河南省依旧居于榜首,有作者201位,但仅为南方冠军省份福建1.44倍;作者人数100人以上的五个省份中,北方仅有河南占据一席,其他四省皆为南方省份,除福建外,还有浙江、江西、和四川三省,南方作者总数大大反超了北方,南、北作者人数也就变成了719:408。到了南渡时期,南北作者人数比例进一步拉大,为1253:369,作者人数最多的已非河南省,而是浙江省,不过此期河南还保持着一定优势,该省仍有了183位作者,居于全国第二位。

待到南宋中期,北方总共出产了239位作者,不及浙江作者人数的一半,甚至也不及南方排名第四的江西。可见,此时宋文创作的主力军已经转移到南方了,包括河南在内的北方各省,已完全失去了其在散文乃至整个文学文化生产中的优势地位。而到宋末时,北方只有河南、山东、甘肃、山西和河北五省有少数作者出产,但总计不足30人;南方作者人数虽较上期大幅下降,但仍有1054人之多。南北人数的对比则为1054:30,同宋初的327:392,简直有天壤之别。

以上五个时段作者数量的对比,可以看出,在宋文的发展史上,北方作者队伍从宋初的主导地位,逐渐沦落,最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宋初时,南北作者人数比为327:392,北方虽占据优势,但优势地位并不显著,只比南方多了65位作者。当我们回溯到唐代,从散文大家的角度看,唐代的韩柳等人,皆属北方,而宋代的欧苏曾王等散文家,均为南方人。唐宋两代,散文大家南移的现象,与宋文作者人数的北多南少向南多北少的转变是一致的。

这种南、北方作者人数的对比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北方社会相对地位的变化。这种转变,不是宋代的政治中心,由北方转移到南方可以简单解答的。因为在政治中心尚未南移的北宋中期,南方作者人数已经大大胜出,该期内南方作者则由宋初的327人,增至719人,是同期北方作者人数的1.76倍多。之后,北、南方散文作者人数的差距,则继续急剧扩大。当排除政治的影响后,我们不得不考虑经济因素对文化对散文作者地域分布变动的影响了。

一般以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进程在“靖康之变”后完成,而宋文作者的地域分布数据,却显示出宋文作者队伍的重心在北宋中期已基本完成南移,而宋文作者是整个宋代文化创造的重要主体,我们是否可以大胆地推断,宋代的文化生产的重心在北宋中期已经完成?事实上,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相关研究成果业已证明,宋代的经济重心在北宋时已经完成南移。如程民生《中国北方经济史》中的数据资料显示,最迟在徽宗时期,南方在户口(人数)、垦田面积和赋税等方面已经大大超过北方,而且北方人口等方面数据,还包括辽和西夏的部分。因此,南方在以上几方面的领先地位的确立时间应该更早,而且领先地位应当更突出。本文关于宋文作者队伍在不同时段,地域分布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赵宋王朝的经济重心在北宋时已经完成南移,而当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又在宋朝,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很可能在北宋时,也已经完成了南移呢?

如果说通过南、北方出产作者数量的对比,大致能够反观经济因素对于散文(文学)创作的影响的话,那么河南和浙江两省作者人数的变化,则典型地显示出政治因素对于散文(文学)创作的影响,两省先后为北宋和南宋都城所在地,它们出产的作者人数,也先后雄居全国之冠的地位。宋初和北宋中期的河南籍作者数,先后高出亚军省份山东34人,福建61人;南宋中期与宋末时的浙江籍作者数,更是先后高出亚军省份福建209人,江西163人;而南渡时期,政治中心逐渐由汴京向临安过渡,反映在宋文作者人数上面便是,两省出产的作者人数相当,河南183人,而浙江则以7人的优势,成为该期出产作者最多的省份。这些数据波动与变化,与政治中心的变动相表里,反映出文学与政治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

总的来说,宋文作者的地域分布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对文学(宋代散文)写作的影响,比如政治因素对于河南和浙江作者人数的影响,军事因素对于河北、山西和陕西等省的影响,经济因素对于南、北方作者人数对比的影响等等;而那些“异常”的数据,则引导我们关注不同地域文学写作的特色及其背后的社会生态等问题,比如南宋时期,甘肃不同于北方其他各省,作者人数不减反增,主要得益于张俊吴璘等武将世家培养出了一批人才,等等。而宋文作者地域分布方面的数据,也可为宋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数据支撑。

 

 (郑栋辉:武汉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