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文学初探(下)
  • 2017-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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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梁中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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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元明清——蜀道文学的衰微与复兴

元明清大一统,彻底结束了北宋末年以来蜀道南北分裂、战火连年的社会动荡,开启了蜀道建设的新阶段。元朝统一全国之后,以蜀道之连云栈和金牛道为主要驿路。前者称为北栈道或秦栈,后者称为南栈道或蜀栈。明清两代与元代略同。三大统一王朝,为确保蜀道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畅道与西部政治的安宁,也多次整治蜀道,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将汉唐以来的木制栈道,改为土石结合的碥道,蜀道的通行能力大为提高,可以并行二轿四马,蜀通行能力大大提高了,但蜀道文学衰落了。明代大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指出:“自古称栈道险,今殊不然,屡年修砌,可并行二轿四马。”“今之栈道非昔也,联舆并马,足当通衢。”其主要原因是,随着中华文明重心的东移南迁,西部时代让位于东部时代,蜀道文化衰落,运河文化崛起,梦回汉唐就成为元明清蜀道文学的主题。

其一,元代冷清的蜀道文学中,偶然间也不乏新气象。宋末元初的杭州人汪元量,曾两度入蜀,留下诗歌数十首,成为这一时期的蜀道诗史。《秦岭》:“峻岭登临最上层,飞埃漠漠草棱棱。百年世路多翻覆,千古河山几废兴。红树青烟秦祖陇,黄茅白苇汉家陵。因思马上昌黎伯,回首云横泪湿膺。”诗人站在秦岭之巅,追梦汉唐,思接千载。《蜀道》:“蜀道难行高接天,秦关勒马望西川。峩眉萃嵂知何处,剑阁崔嵬若个边。”诗人作为南宋遗民,勒马秦关望西川,故国之思涌上心头。汪元量第二次入蜀诗,揭露了元初吏治的酷虐,同情人民艰辛的生活。《兴元府》:“秋风吹我入兴元,下马荒邮倚竹门。诗句未成云度水,酒杯方举日临轩。山川寂寞非常态,市井萧条似破村。官吏不仁多酷虐,逃民饿死弃儿孙。”元朝初年的兴元府与陆游从戎南郑时的兴元府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不仅如此,利州也一样残破。《利州》:“云栈摇摇马不前,风吹红树带青烟。城因兵破悭歌舞,民为官差失井田。崖谷搜罗追猎户,江湖刻剥及渔船。酒边父老犹能说,五十年前好四川。”在汪元量入蜀后,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奉忽必烈之命,从大都﹙今北京市﹚出发,经河北、山西,到陕西关中,然后经宝鸡,越秦岭到汉中,再由汉中经广元到成都。《马可波罗行记》说:“骑行逾关中诸山,行二十日,抵一蛮子之州,名阿黑八里。州境全处平原中,辖有环墙之城村甚众,隶属大汗。居民是偶像教徒,恃公商为活。此地出产生姜甚多,输往契丹全境,此州之人恃此而获大利。”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唯有汉中缴纳生姜税,证明马可·波罗确实经行过蜀道。

其二,明代蜀道文学虽然衰落,但也有德才兼备的一流学者、文豪在蜀道线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明初大儒方孝儒、薛瑄等人,对蜀道文学有较大影响。方孝儒曾任汉中府学教授,后被聘为蜀王世子师,使其“读书种子”的理想得到了充分发挥。薛瑄曾入蜀为官,写有多篇蜀道诗。《过凤县》云:“莫道西行蜀道难,老来深喜纵遐观。山从太白连泥岭,水号嘉陵出散关。石积层崖知地厚,路登绝谳觉天宽。驱兵过此思诸葛,大节常留宇宙间。”明代中后期的蜀道文学超迈前期,除著名学者“西蜀四大家”﹙杨慎、赵贞吉、熊过、任瀚﹚外,张佳胤、何景明、王士性等文学家和学者,都曾遨游蜀道。杨慎博学多才,是明代中后期蜀道线上最著名的文学家。《三岔驿》:“三岔驿,十字路,北去南来几朝暮。朝见扬扬拥盖来,暮看寂寞回车去。今古消沉名利中,短亭流水长亭树。”通过蜀道线上的三岔驿,深刻地揭示了名利似流水、驿亭恒久远的哲理。对蜀道线上的诸葛亮功业,他格外推崇。《武侯庙》:“剑江春水绿沄沄,五丈原头日又曛。旧业未能归后主,大星先已落前军。南阳祠宇空秋草,西蜀关山隔暮云。正统不惭传万古,莫将成败论三分。”任瀚以诗著名,创作倾向于“唐宋派”。《五丁峡别衡昆》:“峡山猿啸万山秋,御宿相逢转别愁。闻道西京最萧瑟,可堪归路曲江头。”

赵贞吉也以诗闻名于世,《柴关》诗云:“远山西走长安道,入栈青春听啼鸟。弱冠登朝忽已老,杜宇声声归去好。”张佳胤才气纵横,《马道驿丞》诗云:“马道驿丞八十五,身寄西秦家东鲁。耳聋齿脱冰林霜,出入逢迎状伛偻。路接青桥与武关,栈道崎岖无与伍。不卑小官有展禽,不薄乘田有尼文。”明代蜀道沿线远离政治中心,青山秀水成为修心养性胜地,因而杨慎、任瀚、赵贞吉、张佳胤的诗,都或多或少的传递出拥抱自然,归隐山林的道家情怀。何景明是杰出的文学家,仕途远比杨慎得意,因此对蜀道线上建功立业的汉文化颇有共鸣之处。《汉中歌》:“汉王昔日定三秦,壮士东归志气新。旌旗暗渡陈仓口,父老垂迎灞水滨。”《拜将坛》:“汉王西封日,淮阴拜将时。坛场如往昔,朝代几迁移。”

其三,清代蜀道文学出现了复兴的新气象,打破了宋代以后的封闭状态。清朝为了繁荣四川经济,从顺治末开始,到乾隆年间,清政府向四川移民近一个世纪。迁入的移民以湖广为多,故有“湖广填四川”之说。外省人口大量迁移入川,不仅改变了四川的地广人稀,促进了四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而且改变了宋代之后四川文化的衰败格局,带来了蜀道文学的复兴。清朝前期,费经虞、费密、杨岱、王士祯、宋琬、郑日奎、李佳绩、盛锦等文学家,为蜀道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费经虞曾移居蜀道的中继站汉中沔县,以授徒为生。《往定军山下潘氏授徒》:“国乱民生蹙,西南久困兵。流离心不定,乡塾事犹清。”其子费密也是大诗人,格调清新,颇富神韵。《朝天峡》:“一过朝天峡,巴山断入秦。大江流汉水,孤艇接残春。”杨岱的诗则以“气力雄健”着称,其《栈道》诗云:“鸟道与天齐,盘云万壑低。层峦飞瀑下,空木乱猿啼。山势危巴郡,边声隔陇西。可怜存辇路,烟雨草凄凄。”以上三位皆蜀中诗人,入蜀诗人中郑日奎、宋琬、颇有诗文个性。郑日奎能诗善文,蜀道诗有三十余首,其《汉中府》诗云:“兴元自昔号雄都,四际云山入望殊。栈阁北来连陇蜀,汉川东去控荆吴。寒烟不散五了峡,兵气遥悬八阵图。往事至今同世水,春风岁岁绿平芜。”此时入蜀诗人中最多产的是李佳绩,有蜀道涛200余首,是清朝前期蜀道的诗史画卷,《七盘关》:“一水界秦蜀,两山雄古今。路从千仞下,云阻七盘深。”《宁羌州》:“行尽利州路,重关第一程。诗犹歌蜀道。人已变秦声。”此时入蜀诗人中影响最大的是王士祯。王氏号渔洋山人,是康熙朝文坛领袖,一生两次入蜀,不仅有诗420多篇,名为《蜀道集》、《雍益集》,而且留下了《蜀道驿程记》、《秦蜀驿程后记》、《陇蜀馀闻》等著名的蜀道游记、杂记,成为清朝蜀道文学与蜀道文化复兴的旗手,在蜀道文学与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杰出的地位和影响。王士祯最好的诗是七绝,《嘉陵江上忆家》:“自入秦关岁月迟,栈云陇树苦相思。嘉陵驿路三千里,处处春山叫画眉。”《广元舟中闻棹歌》:“江上渝歌几处闻,孤舟日暮雨纷纷。歌声渐过乌奴去,九十九峰多白云。”盛锦是江南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虽功名不着,但以诗着称,尤其是蜀道诗受到沈德潜的称赞。其《蜀道写怀》云:“辞家动作经年别,去国真成万里游。泪眼已枯猿啸夜,乡书空望雁来秋。蚕丛路险连云栈,鹿角滩惊上峡舟。心折江陵灌园叟,黄柑千树比封侯。”清代诗歌评论家沈德潜极为赞赏王士祯与盛锦的蜀道诗。他说:“青嵝诗从大历下入手后层累而上,风格渐高,至入蜀诗得江山之助,沉雄顿挫,直欲上摩王渔洋之垒,以仰窥少陵。盖渔洋诗以《蜀道集》为最胜也。游京师,王公以下,多折节下之,不耐冗杂归,丙子岁殁。”清代文化最繁荣的乾隆、嘉庆时期,蜀道文学也进入了复兴繁荣时期。蜀道线上文人如织,群星闪烁,使这一时期的蜀道成为继唐宋之后闻名全国的诗歌文化彩带。四川遂宁张氏﹙张问安、张问陶、张向莱、张筠﹚、丹棱彭氏﹙彭端叔、彭肇洙、彭遵泗﹚、罗江李氏﹙李化楠、李调元、李鼎元、李骥元﹚等家族,都以诗文名世。在这些著名的文学家族之外,还有王汝璧、李天英、岳礼、吕履恒、汪灏、余翔汉、王时熏、张邦伸、钱林等。他们都为这一时期蜀道文学的复兴贡献了力量,而性灵派诗人张问陶则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张问陶,字仲冶,号船山,不仅以诗名,而且精于书、画,多才多艺。由船山自订,由石韫玉整理的诗集二十卷,又收入补遗六卷,凡存诗二千九百多首。在清代文学竞秀的流派中,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袁枚的“性灵”说,争奇斗艳,而张问陶无疑是“性灵派”的大家。他主张诗歌创作应表现人性的本真、阅历的丰富、天然的意趣,即所谓“胸中成见尽消除,一气如云自卷舒。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饾饤古人书。”船山诗各体皆工,而律诗尤为突出。其中二百余首蜀道诗,更是各体皆备,抒发真情实感,揭露社会黑暗,同情人民疾苦,思想艺术俱佳,堪称船山诗的真品,清代蜀道文学的翘楚。他的《入栈即事》:“峰影千层密,人烟一缕新。床头安水碓,树腹祀山神。坐石衣衫润,看云笑语真。此中疑世外,无地着风尘。”描绘了一幅天人和谐的蜀道文化图景。《入秦栈》:“风雪征途一剑寒,计程此日过长安。传闻羽檄驰三辅,或恐乡云阻七盘。何处淹留惊戍火,有人辛苦据归鞍。汉中形胜关秦楚,何止崎岖蜀道难。”这首诗同样描写栈道,但却反映了蜀道北端秦文化的大气与豪迈。船山的《戊午二月九日出栈宿宝鸡县题壁十八首》,是嘉庆三年回京途中写的组诗,揭露了官兵镇压白莲教起义后蜀道沿线的形势和民生的艰困。“夔万巴渠鸟路长,通秦连楚斗豺狼。天如有意屠边徼,我忍无情哭故乡!八口艰虞犹剑外,一身飘忽又陈仓。风诗已废哀重写,不是伤心古战场。”清代学人对船山蜀道诗评价甚高。李元度在《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四中指出:“其诗生气涌出,沉郁空灵,于从前诸名家外,又辟一境。其《宝鸡题壁》十八首,指陈军事,得老杜《诸将》之遗,传诵殆遍。”罗江李氏家族中的李调元,与张问陶、彭端淑俱为蜀道文学复兴的开路先锋。彭以学行文章着称于世,张以诗才纵横为蜀中冠冕,李以诗歌文论独步当世。在三位大家中,李调元博学多才,既是文学家,又是大学者,著述宏富,影响颇大。他也有多篇蜀道诗,《夜宿宁羌州》诗云:“万壑千岩里,萧条大斗城。三更惊虎入,四面尽猿声。雨骤林先啸,风狂涧亦鸣。晓来山水涨,何处向前程。”蜀道线上的汉中盆地,呈现出经济萧条残破的原生态状况。在入蜀文人中,钱林入川典试乡试时,留有蜀道诗近九十多篇。其《咏剑州道旁柏树》:“借问千根柏,种来今几年?剑门秋色表,远眺正苍然。”剑州古柏已成为蜀道线上著名的“翠云廊”。其《筹笔驿》诗云:“转战街亭愤未摅,艰难徼道问军储。汉朝创业三巴路,蜀相淡兵一卷书。合拟萧曹契鱼水,欲回天世卧茅庐。可怜星落前军夜,五丈原高恨有余。”这首诗则折射出了蜀道线上厚重诸葛亮文化。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蜀道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变化历程。魏源、林则徐、曾国藩等近代文化名人相继履栈,在千古蜀道上留下了他们的跋涉足迹。魏源《栈道杂诗》:“陇山自此终,南山自此始。秦坤蜀艮吭,大断乃大峙。万山东一坪,沔渭分峡水。观山必观峡,左右万峰倚。”林则徐《谒留侯祠》:“除秦便了复仇心,勇退非关虑患深。博浪沙椎如早中,十年应已卧山林。”“偶凭道力领三军,天汉通灵压楚氛。烧断褒斜千古道,羽衣终占一山云。”魏、林二人都是当时睁眼看世界的民族脊梁,他们在蜀道线上观察雄关、凭吊先贤,希望此时的中国能像汉唐那样,成为世界强国。曾国藩作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和中兴名臣,也有多首蜀道诗,其《入陕西境六绝句》云:“破晓七盘山上望,回看蜀国万峰还。英雄割据终何有,陵谷泡桑事等闲。”“西风已谢溯风遒,君子芬芳且未休。行运嘉陵三百里,飞崖绝壁又秦州。”

 

三、蜀道文学的地位

在中国文学地理的版图上,蜀道文学雄踞于河、渭、江、汉的上游,背靠草原游牧少数民族文学地理板块,面向辽阔的东部平原文学地理版图,不仅由汉到宋占据着千余年中国文学繁荣中心的制高点,而且连接南北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文学与文化交流轴心地带的兴奋点,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地理的沃土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

(一)蜀道——中国文学地理的一级轴带

蜀道文学是沟通黄河文学与长江文学的一级轴带。中国文学地理与中华文化的地域分布有同构关系,受中华文化南北差异的影响,中国文学地理也可划分为南北两大板块,即北方黄河文学板块与南方长江文学板块。正所谓“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 沟通南北文学最著名的廊道是西部的蜀道和东部的运河。二者的地位和作用又有差异,唐以前因定都西北关中的长安,因而蜀道是沟通南北文学的一级轴带;宋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迁,西部时代让位于东部时代,因此运河取代蜀道成为联系南北文学版图的一级轴线。蜀道文学在宋代之后虽然失去了领袖全国的地位,但仍然是西部文学的一级轴带。

先秦时期的诗歌,以风骚并称。风是北方诗歌——《诗经》,骚是指南方诗歌——《楚辞》;一个是“诗言志”,一个是“诗缘情”;在创作手法上一个是现实主义手法,另一个是浪漫主义手法。后来,虽然国家大一统,但黄河与长江文学的特点并未泯灭。“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华夏文明从你这里发源……”,这是人们熟知的歌曲《黄河颂》中的歌词,每当人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沉浸在对黄河的无限敬仰之中。 许多大诗人有描写黄河的诗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仞山(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李东阳)”。这些千古名句,让古老的黄河文学在炎黄子孙的心灵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汉唐时期,长江流域文学的繁荣,蜀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文学走廊作用。汉时长江流域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赋和诗两个方面。司马相如(四川成都人)、扬雄(四川郫县人)等人的赋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朽的。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为《子虚赋》,扬雄的代表作为《反离骚》。他俩被后人称作汉代双星。唐朝文学,尤其是诗歌走向了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高峰。仅据《全唐诗》所收录,诗人即达2200余人,诗歌5万余首。其中大部份出自长江流域的诗人之手,杜甫的夔州诗更具有代表性。他曾在夔州(今奉节)居住了近两年,创作了429首诗,约占杜诗总数的30%,是杜甫一生中创作最旺盛的时期,夔州诗也是杜诗中更成熟的作品。南宋文学家王十朋评价说:“夔州三百篇,高配风雅颂”(《夔州七贤·少陵先生》)。唐玄宗、唐僖宗先后避乱入蜀。蜀中安定的社会,吸引了大批的中原知识分子,使得蜀地成为当时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文学创作方面,词的创作最为繁荣。蜀人赵崇祚编的《花间集》18家中,除温庭筠等少数人外,都是蜀人。他们的词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花间派,影响深远。无论是司马相如、扬雄,还是杜甫、温庭筠等人,都经过蜀道南北往还,将黄河与长江文学冶了一炉,铸就了中国文学的新辉煌!

(二)蜀道——西部文学地理的一级高地

蜀道贯通秦巴山地,将西北最大的平原八百里秦川和西南最大的平原成都平原联系起来,连接起古都长安和西南最大的都巿成都,共同构成中国西部的文明轴心地带,构成周秦汉唐帝国的大舞台,构成连接南北丝绸之路的纽带,构成宋以后中央王朝控制西部的基地。在此背景下,蜀道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西部文学地理的一级高地。

首先,汉赋及汉代文学的一流大家都曾在蜀道上留下了他们迷人的风采。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王褒等汉代文学家,通过蜀道将南北文学融合创新,促进了汉赋和《史记》等汉代新文学的繁荣昌盛。汉赋产生于南方楚国,原本就具有南国人文独特的神秘诡谲、绮靡华采的风韵,又以体物为其特色,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自然会更广泛地吸收融合策士纵横游说的雄肆恢宏、铺张扬厉的语言表达技巧。长安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为"铺采摛文"的汉赋提供了大量素材,同时良好的生态环境促成了寄情园林的生活方式,激发了文人的创作动机。西汉继秦以后政治上所出现的空前的大一统局面,再加之思想上所实行的相对宽松的政策,愈加促进了南北文化上的吸收融合,为其形成骈散整饬的体物大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至武帝之时,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正是凭借“文景之治”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千里蜀道为基地,在位五十多年中,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南征百越,东至高句丽,大大开拓了疆域,使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从来没有这样强大过,也从来没有这样统一过。帝国威仪,如日中天,中华文明,广泛四布,甚至沿丝绸之路远远地放射到万里之外的印度、波斯、罗马。在这一时期,自有一种空前高昂的民族精神、大气磅礴的时代气质,而这洋溢着英雄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时代气质,是一定需要一种文学形式将其形象地显现出来的。因此,以前传统的以纤细地言志抒情为特色的诗歌及以忧思悲慨为特色的骚体赋,显然就不适于表现这一内容了,而以弘放地状物叙事为特色的散体大赋和中华一统的无韵离骚《史记》,则无疑更切合时代的需要,遂得以进一步发展。蜀道南北的两司马﹙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就成为此时中国文坛上的双子星座。

其次,唐诗及唐代文学的一流大家都曾在蜀道上镌刻了他们智慧的华章。作为唐政治中心的长安,同时也是唐代诗坛的中心。诗歌创作的风气和时尚,在这个中心生成,同时又由这个中心辐射向全国,进而影响全国范围内的创作风气。 安史之乱前,唐诗的中心是长安;安史之乱后,唐诗的中心是成都,出现了天下诗人皆入蜀的壮美景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的唐代诗人都到过长安,都在长安或久或暂地居留过;反过来也可以说,凡是到过长安的诗人,都有与长安相关的诗。要在唐诗人中找出一位与长安无关的诗人,反倒是很困难的。蜀道是盛唐南北文学大融合的轴心。正如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贵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开启这一融合的人是初唐杰出诗人陈子昂, 他对沿袭六朝余波的初唐诗风极为不满,遂在《修竹篇序》中借东方虬《咏孤桐篇》之作,发抒他的文学见解,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祥,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陈子昂对风骨、兴寄的倡导,对唐诗的健康发展再一次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并得到当时 (如卢藏用)和后世许多诗人 (如李白、杜甫、萧颖士、独孤及、韩愈等)的称赞。蜀道南北的大诗人李白、杜甫则是完成南北文学大融合的旗手。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说:“卢黄门 (卢藏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李白)大变,扫地并尽。”李白正是在陈子昂感召下进行创作的,并最终完成了陈子昂诗歌革新的使命。明高棅说:“(子昂)继往开来,中流砥柱,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元之正派。”唐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三)蜀道——中外文学交流的一级轴心

陆地丝绸之路,分为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西域到中亚西亚、欧洲的北丝绸之路;以成都为起点经云南、缅甸到印度的南丝绸之路。而连接长安与成都的千里蜀道,则是联系南北丝绸之路的纽带,是东西方文学交流的轴心。汉唐首都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自古就是中原各地通向西方诸国的天然孔道,又是中国西部地区各民族文化、艺术、文学、诗词等的交流荟萃之地。《魏书,释老志》记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此“身毒国”之“浮屠之教”即对我国后世宗教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古代印度佛教。与外域佛教文学艺术有重要联系的是张骞从西域回中原古都长安时,还令人瞻目地带回胡地流行的“胡角横吹”和“摩诃兜勒”成套乐舞诗词。自输入我国以后,遂对汉唐五代的音乐歌舞、诗词歌赋等文艺形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唐官修《晋书·乐志》、唐吴竞《乐府古题要解》、宋郑樵《通志·乐略》等文献,依照其始作俑者崔豹之说:“横吹,胡乐也。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关于“摩诃兜勒”胡曲,《后汉书·西域传》称“蒙奇兜勒”,言及两汉时期“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有学者将其视为地名和曲名的双重含义。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张骞西征考》中考证:“摩诃兜勒是一种以地名为乐名的大吐火罗乐或大夏乐”。 中国边疆史地学家钱伯泉在《最早内传的西域乐曲》一文中认为“《摩诃兜勒》为‘摩诃陀历’的异译,是赞颂佛教圣地的佛曲。”“《摩诃兜勒》必为佛曲,源于印度。”《通志,乐略》称“摩诃兜勒”为“摩诃”和“兜勒”两曲,并指出其称谓“皆胡语也。”唐都长安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武德三年,太宗在秦王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即位后又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旧唐书》说:“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唐代文学,特别是诗,有辉煌的发展。来长安的亚洲各国使者往往搜罗名著,携归本国。如白居易的诗远播到日本、新罗等国。贾岛《哭孟郊诗》云:“冢近登山道,诗随过海船。”白居易为元稹作墓志铭,说元诗“无胫而走”,流传到域外东南诸国。张鷟的文章也驰名国外,外国使者来长安,每使人抄写而去。外国僧人来长安请益,在搜求经卷的同时,也往往携归唐人的诗文。如日本僧圆仁在《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中录有在长安求得的《白家诗集》六卷、《杜员外集》二卷、《李张集》一卷、《庄翱集》一卷、《仆郡集》一卷,另有《两京新记》三卷、《诗赠格》一卷。唐人诗文通过各种途径,从长安流入亚洲诸国,对各国文学的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白居易的诗在日本最负盛名,因之白文也成为摹仿的对象。醍醐天皇题菅原道真所献家集诗:“更有菅家胜白样,从兹抛却匣尘深”。自注说:“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村上皇子具平亲王(五代时人)《和高礼部再梦唐故白太保之作》自注说:“我朝词人才子,以《白氏文集》为规摹。”所谓以白文为规摹,当即多少扫除骈俪的积习,趋向于平淡清新。成都是大唐安史之乱后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晚唐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心。1944年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的唐墓出土一份印刷品《陀罗尼经咒》,约一尺见方,上刻古梵文经咒,四周和中央印有小佛像,边上有一行汉字依稀可辨,为“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据《唐书·地理志》唐代成都原称蜀郡,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升蜀郡为成都府。此经咒所题“成都府”卞家印卖的时间当在757年之后。可以说明四川成都早在八世纪中叶,雕版印刷已经流行。这份印刷品现存四川博物馆,是国内现存比较重要的一份唐代印刷品实物。它充分体现了成都在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四)蜀道——民族文学交流的一级舞台

中华文明是大河与高原的文明,是长江、黄河等大河与青藏高原共同缔造的文明。由于青藏高原剧烈隆起而形成的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应是形成中华文明重要原因之一。青藏高原西起帕米尔高原,东接秦岭,东西长约2700km,南北宽约1400km,总面积约2.5×106km2,约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1/4。而且在近百万年以来剧烈隆起,一直到现在还在不断地上升(有学者估计近二百万年来青藏高原平均抬升速率为1.0mm/a)。如果这样的庞然大物屹立在西部,长江、黄河的发源地也在青藏高原,在考虑中华文明起源时把青藏高原忽略不计,显然是很不应该的。青藏高原的迅速隆起确定了长江、黄河的形成。在青藏高原周围的两个构造结附近,已发现有元谋人和蓝田猿人等。因此,中华文明的形成不仅与长江、黄河等流域有关,而且与青藏高原剧烈隆起有密切关系。而黄河、长江与高原三大板块在文化地理上的结合部恰好是贯通秦岭巴山的蜀道。蜀道是亚欧大陆腹地融合四方百族文化的轴心,是中华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交融的轴心,是中国民族文学五彩斑斓的一级舞台。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著名史学家任乃强教授,依据对华夏文化源流的初步考辨指出:华夏古人类起源于青藏高原。他认为,我们的先祖只有一个民族即氐羌。氐羌族团始居于昆仑山北麓,大约在10000年至8000年前,华夏先祖族团由于物候变化的催迫,分两路大军分别沿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浩荡迁徙 学者白剑先生,是力排众议、富于实证、理性思辨与勇毅创见而探幽发微,揭示“广汉三星堆三期文明源自夏代并且从山东齐鲁古蜀地辗转而来”的第一人,对华夏文明的起源发展史和黄河长江文明共生互动史,找到大量的翔实依据和科学印证,解决了多少年萦绕于人们心中百思难求其解的广汉三星堆辉煌文明的源流问题,把华夏文明可考史和广汉三星堆文明史向前至少推进了数百年。而黄河、长江、高原三大文明的共生互动导致秦岭南北成为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学的轴心地带,唐代天才纵横的“诗仙”李白,正是民族文化与文学在蜀道交融的伟大硕果!

 

                          ﹙梁中效:陕西理工学院秦岭与蜀道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