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文学初探(上)
  • 2017-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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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梁中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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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雄奇秀美的华夏西部国土上,秦岭南北的关中盆地与四川盆地分别是大西北与大西南自然环境最优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核心区,位于两大核心区之中的长安与成都,则是西部文化发展繁荣的双子星座,而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则是穿越秦岭、巴山的壮美蜀道。在西部文学和全国文学的地理版图上,蜀道文学都留下了辉煌壮美的一页。


一、蜀道与蜀道文学

蜀道,在中国古代指的是由长安通往四川成都的陕川驿道,是穿越秦巴山地修筑的一条道路,起点在陕西关中平原的长安,终点止于四川成都,即秦蜀相通之路。并不是简单的字面意思理解 “蜀地(国)的道路”或“四方地区通向蜀地(国)的道路。这一点从汉魏时对蜀道某些段落的称呼就能明白。北魏的郦道元《水经注》引褚少孙补《史记》说:“武功,扶风西界小邑也。蜀口栈道近山”。显而易见,远离四川的陕西关中的武功,扶风并不是蜀地,而距其附近的古褒斜道北口已称为蜀口。秦蜀之间横亘着秦巴山地,因此蜀道的开凿、建设与跋涉都是非常艰难的,蜀道长度的三分之二穿越秦岭山区,蜀道的环境离不开秦岭,秦岭是蜀道历史发展、环境演变及其人与自然关系的见证者。秦岭的险峻曾经是蜀道开凿的最大障碍,《史记》称“秦岭天下之大阻”。然而秦岭也成就了蜀道的声名,并且正是秦岭的高山险阻之故,使蜀道线路中的多数在现代社会得以保留。“蜀道”如此之难,何以秦(关中)蜀(四川)之间还要修筑道路?这因为周秦汉唐的政治中心――都城在关中,而关中的“左殽函,右陇蜀”(《史记·留侯世家》)地理区位所决定的。如果说关中东方的“殽函”是其天然屏障的话,那么四川就是周秦汉唐王朝的“大后方”。周秦汉唐时代,关中地区是国家“上上”等级的“陆海”,蜀地是“沃野千里,土壤膏腴”(《后汉书·公孙述传》)的“天府”。根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远古时期的黄帝之子昌意就出生在蜀地的“若水”,并在此发展;《竹书纪年》记载的唐尧所设天下“十二州”的“梁州”,就在“蜀道”之中的“汉中”;周武王伐纣得到“巴蜀之师”的鼎力相助,成就了其以周代商的宏图伟业(《尚书》)。20世纪80年代以来,四川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说明,早在夏商时代蜀地已通过秦岭与中原(包括关中在内的大中原)有了来往。四川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说明,早在夏商时代蜀地已通过秦岭与中原有了来往。著名的西周青铜器“散氏盘”(为西周“散国”之物,如今位于陕西宝鸡的大散关即为“散国”故地)铭文中有“周道”。《水经注·渭水上》:扞水“出周道谷北,迳武都故道县之故城西。”这里的“周道”、“周道谷”都指的是沿今天嘉陵江河谷穿行的南北交通干道,后世称为“故道”或“陈仓道”。这也是目前所知的最早关于“蜀道”名称的应用。周人也可能将镐京通向西南或东方的大道称为“周道”。《诗经·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而进入大西南的“周道”是从今陕西眉县或宝鸡入山。《诗经·崧高》:“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申伯还南,谢于诚归。”申伯的封地在今南阳盆地,申伯返国时,周王送到郿﹙今陕西眉县﹚,有可能此时褒斜道已开通,因为眉县正是褒斜道的北出口。西周末年,周幽王伐褒国,得美女褒姒。据《汉书 地理志》,褒国就在后来的褒城。那时从褒国到西周的镐京,最捷近的道路便是褒斜谷道。蜀道明确见于历史记载的,始于战国。《战国策 秦策三》记“栈道千里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春秋战国以后,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蜀道的开凿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到东汉时期蜀道的交通网络体系基本形成。至迟到东汉中期,“蜀道”这一名称已被广泛使用。东汉成都人张霸曾在东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5年﹚担任会稽太守、颖川太守,他将中原到成都的交通干道称为蜀道。《后汉书·张霸传》:张霸,成都人,官至会稽太守、颖川太守,老年任京官,卒时七十,“遗勑诸子曰:今蜀道阻远,不宜归茔,可止此葬”,“诸子承命,葬于河南梁县”。这是目前已知有关“蜀道”名称最早的记录。

中国中古时代以前,国家、民族的发展,需要关中与四川紧密相联,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古人很早就开始了“蜀道”的建设。长安与成都之间的千里蜀道,以秦岭、巴山之间的汉中盆地为中继站。汉中北达关中通道有四:一是子午道,以道路经子午谷得名。北口曰子,在西安市南的杜陵,南口曰午,在洋县东一百六十里。这条道路开通的时间无确切记载。《汉书·高帝纪》云,公元前206年4月,“项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楚子、诸侯人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即子午谷)”,说明刘邦从关中到汉中就封汉王时,所走的就是子午道。公元5年,王莽摄政时,下令修建子午道,从杜南直径南山到汉中。这条路与褒斜道平行,但由于道路崎岖险阻,令人心寒,实际使用价值并不高,所以到东汉安帝延光四年(125)时,就被正式废止,不再是官道。三国时,魏延请命诸葛亮,“愿假奇兵五千,当子午而北”偷袭长安。唐天宝中,“涪州(今重庆涪陵县)贡生荔枝,取西乡驿入子午谷,不三日至长安”,都因子午道北口正对长安故也。二是傥骆道,因取傥水、骆水河谷得名。这条道路至周至西南,沿骆水、傥水河谷至洋县抵达汉中。南口曰傥,北口曰骆,是关中与汉中之间最近捷的道路。但此道“屈曲八十里凡八十四盘”,崎岖难行。三国时,这里是魏蜀交兵的主要战场。公元244年魏曹爽统军入骆谷三百余里,不得前,牛马转运,死略尽。唐代此路畅通,长安有变。“朝廷每由骆谷而南,以其道之近且便也。”唐德宗就是由骆谷逃到兴元(汉中)来的,五代以后骆谷渐成荒塞。三是褒斜道,这是汉中与关中之间又一条山间通道。因取道褒水、斜水两河谷得名。两水同出于秦岭太白山:褒水南注汉水,谷口在今汉中城北四十里;斜水北注渭水,谷口在眉县西南三十里。春秋战国时此道已开通,汉武帝曾发数万人治褒斜水道,欲通漕运未成而罢,但陆路畅通无阻。东汉时,此道多次修建,其经过在石门摩崖石刻中有记载。蜀魏相争时期,褒斜道也是主要战场,屡毁屡修。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就是“出斜谷,屯军渭水南”。隋唐时,褒斜道为官驿大道,行旅往来频繁。其后,斜谷道废,自褒谷北上者皆由故道出散关。四是陈仓道。这条道起自陈仓(宝鸡市东),西南行出散关,沿清姜水和嘉陵江河谷到凤县东北草凉驿入栈,经留坝南入褒城鸡头关出栈,抵达汉中。嘉陵江的上游称为古道水,所以此道北段称为故道,南端即褒谷道。从道路沿线发现的八处仰韶文化的遗物来看,故道修筑的年代早于褒斜道,是川陕间最早的交通要道,远古的先民们沿着这条道路相互往来。《史记·河渠书》:“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道虽迂远,但坡度平缓,为往来秦岭南北的主要通道。五代以前,自褒谷北上的或趋斜谷出眉县,或西经故道出陈仓。宋以后专用西道,修筑栈阁约两千余所。元明以后称为连云栈。汉中入蜀之道有三:一是金牛道,又称石牛道。自今勉县西南行,越七盘岭入四川境,经朝天驿过剑门关。是古代联系汉中和巴蜀的交通要道,相传战国时秦惠文王欲伐蜀,因山道险阻,作五石牛言能粪金,以欺蜀王,蜀王命五丁大力士开道引之,秦随之而灭蜀,道名也由此得来。“自秦以后,由汉中至蜀者,必取途于此,所谓蜀之咽喉也。”“南北相争,蜀中有难,则金牛数百里皆为战场。”后世屡加修建,元明以后通称南栈。二是米仓道,自今南郑县南循汉水支流廉水谷道和嘉陵江支流巴江谷道,到四川巴中地区。因经过米仓山而得名。东汉建安二年(215),张鲁为曹所破,由此道奔南山入巴中,道路险峻。中间有米仓山,南临巴中,北瞰汉中,形势险要,为汉中入四川的交通要道。三是荔枝道,荔枝道,原称间道,杨玉环嗜食荔枝,朝廷遂在四川涪陵建优质荔枝园,并修整四川涪陵至长安的道路,取道达州(今四川达县),从陕西西乡快马入子午谷,至长安不过三日,进呈贵妃的荔枝犹新鲜如初。杜牧《过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城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说的就是这件事。杜甫曾对之叹曰:“百马死山谷,至今耆旧悲”。 上述七条南北交通要道,如车辐之聚于车毂,尽管方向不同,但都交汇于汉中,使汉中成为南北交通的接连点和总枢纽。长安—汉中—成都的千里蜀道,虽然距离并不太远,但却是中国古代最奇险、最奇特、最壮美的交通道路,因而引发了文人墨客的无限情思;长安是汉唐盛世的政治与经济文化中心,成都平原是汉唐帝国的后花园,蜀道将二者连接起来,共同谱写了盛世文学的精美华章。

蜀道文学是以蜀道为载体,以蜀道行旅生活为基础,以蜀道风物为素材,以蜀道文化为灵魂,以蜀道南北巨大的自然、人文差异为背景,将空间上的点线面与时间上的前中后融为一体,形成一个轴带状的、流动性的、多层次的、开放性的文学地理形态;蜀道是中国西部文学地理的轴心,是中国文学地理的一级轴带,是世界东西方文学融通的纽带,在中华文学地理和世界文学地理版图上,都留下了辉煌壮美的一页。


二、蜀道文学的流变

蜀道沿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中国西部开发最早、经济文化最发达的轴心地带,是汉唐文明走向世界的大舞台,是宋元明清时期西部文明的战略高地,是近现代以来西部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前沿地带。在此基础上,蜀道文学源远流长,星汉灿烂,辉煌壮丽,影响深远。

(一)先秦——蜀道文学的奠基期

先秦时期,虽然蜀道沿线是文明发祥地,但与关东地区相比,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礼乐诗歌不如东部地区发达,却仍然保持着质朴、纯真、豪放的风格,在万紫千红的地域文化园地中,也是一棵璀灿夺目的奇葩。

《诗经》的“风”、“雅”、“颂”三大部分,都有关于蜀道北段的诗篇,使蜀道第一次进入了文学家和民间文学的视野。同时,由于《诗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也进一步提升了先秦时期蜀道的文学地位。《诗经·周南·汉广》所描绘的我国第一位江河女神“游女”或称为“汉神”,就与蜀道的中继站汉中盆地有密切关系。“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袁行霈先生指出:“‘游女’,三家注均以为指汉水女神,已成定论。”“‘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是说对汉水女神徒有爱慕之心,却不可求而得之。‘乔木’和‘游女’都非人间所有,更非凡人可得,只能徒然想象其高大美丽。”汉中盆地就有汉水女神的遗迹,《水经注·沔水》:“汉水又东迳汉庙堆下,昔汉女所游,侧水为钓台,后人立庙于台上,世人睹其颓基崇广,因谓之汉庙堆,传呼乖实,又名之为汉武堆。非也。”《诗经·大雅·旱麓》描绘了周人祭祀汉中城南“旱山”的情形,而旱山正是米仓道上的名山。“瞻彼旱麓,榛楛济济。岂弟君子,干禄岂弟。清酒既载,骍牡既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旱山上长着茂密的榛树、楛树,像征着君子的仁德和事业兴旺,献上清酒和红色的公牛,祭祀山神,祈求平安。充分反映了西周时期米仓道的起点已有较为发达的礼乐祭祀文化。《诗经·秦风·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终南何有?有纪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锵锵,寿考不忘!”描绘了蜀道北口秦岭山上长满了山楸﹙条﹚、楠树﹙梅﹚、杞树﹙纪﹚、棠树﹙堂﹚,以此起兴,来祝福高贵的秦国君王寿比南山。《诗经·大雅·崧高》:“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申伯还南,谢于诚归。”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蜀道送别诗。周宣王申伯回到南阳盆地的申国封地,希望他成为周王室的南国屏障。申伯南还,宣王到郿﹙陕西眉县﹚,为其饯行。申伯可能通过褒斜道到汉中盆地,然后沿汉江东下回到南阳。由上述《诗经》中的四首诗歌可以看出,周秦时期的蜀道北段已进入了宫廷文学和民间文学的视野,而且诗人常以秦岭南北的茂密森林起兴,来赞美主人公的品德,表达作者真挚情感,给人以美的享受。

蜀道南部的巴蜀大地,先秦时期与中原的联系并不密切,即所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因此《诗经》等中原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巴蜀文化的详细记载,虽然考古方面有“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闻名中外的重大发现,但先秦时期的巴蜀文学们仍然以神话传说为主。《山海经》、《华阳国志》、《蜀王本纪》等文献,保存了蜀道南部巴蜀大地的文学资料。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童年”时代巴蜀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对神秘的大自然的“天真”理解,成为蜀道南部巴蜀文学的源头。巴蜀神话传说都是一些零散的、片段的故事,而且往往和历史事实混在一起,尤其是对自已开国的祖先,从蚕丛鱼凫到杜宇开明、廪君务相,都有详细的记载,这是其它地区神话传说中少见的。在巴蜀文化中与蜀道密切相关的神话传说是“五丁大力士”。五丁的故事流行于川西各地,传说不一,大多与开通蜀道有关。一说“蜀王好财”,秦王送他五头能屙金子的牛,他派五了力士去接回来,安置于现成都金牛坝;一说“蜀王好色”,秦王送他美女,他派五丁去接,由此打通蜀道,秦乘势从蜀道灭了蜀国。前者《汉唐地理书钞》辑《蜀王本纪》:“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蜀山。王死,五丁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号曰石井,千人不能动,万人不能移。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后徙治成都。秦惠王时,蜀王不降秦,秦亦无道出蜀。蜀王徙万余人传猎褒谷,卒见秦惠王。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蜀王报以礼物,礼物尽化为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稽首,贺曰:‘土者,地也,秦当得蜀矣!’秦王恐无相见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置三枚于成都,秦乃得通,石牛之力也。后遣丞相张仪等从石牛道伐蜀。”透过这一传说的层层迷雾,让我们看到了蜀人想冲出盆地和秦人想进入盆地的原始冲动,这正是蜀道文学魅力四射的奥秘!后者《华阳国志·蜀志》:“周显王二十二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抴蛇。山崩时,压杀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五岭,直顶上有平石。蜀王痛伤,乃登之。因命曰五妇冢山。川平石上,为望妇堠,作思妻台。今其山或名五丁冢。”后来秦国张仪、司马错等人沿石牛道伐蜀,蜀亡。尽管后一个版本的传说增添了凄美的爱情故事,讽刺了蜀王的贪财好色,但前后版本都赞美了五丁大力士开拓进取和勇往直前,这正是蜀地人民渴望征服崇山峻岭、跨出盆地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仅激励着巴蜀人民,而且也对后世文学家产生了深刻影响。李白《蜀道难》:“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岑参《入剑门作》:“凛凛三伏寒,巉巉五丁迹。”

(二)秦汉魏晋——蜀道文学的第一高峰期

秦汉时期的蜀道沿线,不仅是两次实现全国大一统的战略基地,而且也是全国经济文化的战略高地,更是中华文明第一次大规模由南北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战略基地。蜀道沿线是雄浑博大、兼融南北的秦汉文明的轴心地带,是秦蜀两地“天府之国”的枢纽地带,是西汉最为繁荣的文学与文化走廊地带。

秦汉时期的关中——汉中——蜀中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天府之国”。《史记·苏秦列传》中讲,公元前338年,苏秦游说秦惠王时说:“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这是文献中关于"天府"之地的最早记载。汉书》卷四○载张良建议刘邦定都关中时说:“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实际上战国后期,随着李冰修凿都江堰和郑国开凿郑国渠,就为两大盆地成为“天府之国”奠定了基础。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李冰修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西汉时期的蜀道沿线是全国最发达的经济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 “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 “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觽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正是由于蜀道沿线的“大关中”,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经济文化区,所以秦汉王朝格外重视蜀道的修造,早在秦朝统一之前,即开通蜀道,所谓“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在西汉最为强盛的汉武帝时期,也曾开凿褒斜道。《史记·河渠书》:“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闲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昂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正由于蜀道的畅通,才为国都长安与成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进而促进了蜀道文学的繁荣。

首先,“文翁化蜀”,拉开了蜀道文学繁荣的序幕。西汉时期,国都长安是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中心,巴蜀、汉中作为西汉王朝的发祥地,受到朝廷的格外重视,通过蜀道,长安加大了对成都文化的拉动作用。《汉书·循吏传》记载:景帝末年,文翁“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才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士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首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终于蜀,吏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华阳国志·蜀志》:“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文翁兴办教育、培育人才的举措,促进了蜀地文化与文学的繁荣,使蜀道南北的成都与长安,成为汉代文学的双子星座。

其次,西汉两司马,构成了蜀道文学繁荣的灯塔。“文章西汉两司马”。司马迁与司马相如是西汉文化与文学领域的两面旗手,他们南北辉映,使西汉的蜀道成为流光溢彩的文学长廊。司马迁志向高远,学问渊博,才华出众,尤擅文史。在武帝时,他由长安经蜀道,考察了大西南。“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蜀道的壮美、成都的繁华、西南夷的封闭等,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史记》中的《司马相如列传》、《西南夷列传》、《货殖列传》、《河渠书》等篇章中,都不同程度地展示了他蜀道之行的收获,极大的丰富了《史记》的史学价值与文学风采。更值得称道的是,司马迁是第一位由蜀道入蜀的文学家,他促进了蜀道南北文化的交流。司马相如年长于司马迁,但他与司马迁、董仲舒同为汉武帝时代最具魅力和对后世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化名人。他与司马迁一样,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文化熏陶,青年时求学长安,宦游梁地,领略了厚重的中原文化。两司马虽然都崇尚道家,但司马相如颇具蜀地的浪漫气息和狂放不羁,而司马迁更具中原的端严持重和恭谨守礼。因而司马相如成为文坛巨子,鲁迅盛赞相如赋“广博闳丽,卓绝汉代”;司马迁则成为史坛魁手,鲁迅赞美《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司马联手将蜀道妆点成为汉代文学与文化星光大道。

再次,风追两司马,形成了蜀道文学繁荣的银河。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对蜀道文学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他们的带动下,蜀道文学出现了星汉灿烂的迷人景象。《汉书·地理志》:“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棘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厄。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亡类’。”由此可见司马相如对蜀道文学的重大影响。《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授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家得士,盛于其世;仲舒之徒,不达封禅,相如制其礼。”在汉武帝时代三大文化名人中,司马相如天才纵横,对蜀道南北的文学与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他之后,王褒、扬雄先后以文学显于世,成为西汉后期的著名文学家。

东汉时期,虽然国都东移,但蜀道沿线仍然产生了一些辞赋大家。杜笃的《论都赋》,主张“观阸于崤黾,图险陇蜀,”反对定都洛阳;班固的《两都赋》,“明绚以雅赡”;李固被称为“百斗喉舌”。

魏晋时期,蜀道沿线战火纷飞,曹操、诸葛亮相继踏上蜀道征程,追随他们的人才团队中,也有王粲这样的文学大家,但唯有诸葛亮的《出师表》和李密的《陈情表》,情真意切,名垂青史。诸葛亮的散文《出师表》通篇凝聚着一个“忠”字,为后世忠臣所推崇,更为许多文人墨客所赞颂,至今仍被收入教科书,作为学生的范文。蜀人李密在晋武帝泰始年间,朝廷召他到朝中担任太子洗马。他为了在家照顾年高的祖母,上疏朝廷,也就是流传后世的《陈情表》,通篇凝聚着一个“孝”字,被世人传颂千载,为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古人云:“读《出师表》不落泪者,不是忠臣;读《陈情表》不掉泪者,不是孝子。”二者都是蜀道文学的瑰宝。

(三)隋唐五代——蜀道文学的第二高峰期

隋唐时期的蜀道沿线,不仅是第二次全国大一统和文化大整合的战略基地,而且是唐代诗歌流光溢彩的大舞台;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与中外文化大交流的战略基地,是支撑辐射南北丝绸之路的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文明轴心;隋唐时期,蜀道进入了古典时代空前绝后的繁荣兴旺时期,蜀道成为盛唐文学的百花园中最为花团锦簇的文学圣地。

隋唐时期虽然蜀道沿线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有所下降,主要表现为西北开始衰落,东南快速崛起,中华文明由西部时代向东部时代过渡。“秦蜀一体”的天府之国,由长安的龙头带动逐渐转变为成都的辐射驱动,在安史之乱后长安快速衰落的同时,成都仍然保持着“扬一益二”的地位,而玄宗、德宗、僖宗的相继奔蜀,更将盛唐长安文化的精华带到了成都,为宋代四川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由于长安及关中更加依赖成都及周边平原,出现了“天下诗人皆入蜀”的盛况,从而促进了蜀道文学的繁荣。

一是“初唐四杰”入蜀,打破了蜀道文学的百年寂寞。自从西晋张载入蜀﹙写有《登成都白菟楼》诗﹚,到隋朝统一的三百年间,南北割据,战乱频仍,蜀道闭塞,文学落寞,几乎成为全国文坛遗忘的角落。“卢骆杨王四才子”在二十年间相继入蜀,拉开唐代蜀道文学的大幕,壮美的蜀道留下了他们跋涉的足迹。卢照邻最先入蜀,他的《早渡分水岭》是描写蜀道的。“丁年游蜀道,班鬓向长安。”“层冰横九折,积石凌七盘。”王勃入蜀在总章二年﹙669年﹚,其《入蜀纪行诗序》云:“总章二年五月癸卯,余自长安,观景物于蜀。逐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绝径。”“嗟乎!山川之感召多矣,余能无情哉!爰成文律,用宣行唱,编为三十首,投诸好事焉。”此行王勃得江山之助,作诗30首,收获颇大。骆宾王入蜀留存的诗文并不多。杨炯在垂拱元年﹙685年﹚入蜀,写有较多的诗文。“四杰”先后入蜀,结束了百年蜀道文学的的寂寞壮态,促进了成都与长安的文学交流,开启了陈子昂、李白等蜀地诗人挺进长安的强烈愿望,促进了西部文化的繁荣。

二是蜀中陈子昂,“名与日月悬”。初唐四杰入蜀之后,蜀中第一位诗人陈子昂的闪亮登场,并且打出了革新诗风的旗号,蜀道文学继西汉之后再次惊动全国,进入了更加灿烂辉煌的繁荣期。陈子昂最大的贡献是树起了革新诗风的大旗,他在“四杰”的基础之上,明确提出要继承建安风骨,彻底否定六朝绮丽之风,主张诗歌要有“兴寄”,率先在创作实践上矫正齐梁以来的“透迤颓靡”之风,而追求“骨气端翔”的“汉魏风骨”,揭开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文学革新与诗风转折的新时代。陈子昂因此而成为唐代文坛树一代新风的旗手,享有崇高的地位。杜甫在《陈拾遗故宅》诗中说:“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韩愈也在《荐士》诗中说:“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嗓。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杜甫和韩愈是盛唐和中唐文坛的首席大文豪,他们对陈子昂的赞美,更突出了他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陈子昂之后,蜀地也涌现了苑咸、刘湾、苏涣、马逢、苻载、仲子陵、雍裕之、李馀、李远、雍陶、姚鹄、罗衮、唐求、黄崇嘏、花蕊夫人等一大批诗人,推动了蜀道文学的发展。

三是诗仙李白出,蜀道文学盛。李白是紧接陈子昂把蜀道文学推向高峰的伟大诗人。他的出现,促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李白的七古最能体现他的性格与气质,最突出地表现了他汪洋恣肆、雄视百代的艺术个性,而他的《蜀道难》,更是蜀道文学的巅峰之作。“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杠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有学者认为此诗为天宝初李白入京所作,也有人认为是开元十八年李白初入长安前所作,还有人认为是开元十三年李白出峡前在蜀中所作。诗中描写的蜀道既有诗人的亲身体验,又取意于乐府旧题和张载的《剑阁铭》等著作,成为蜀道文学的空前绝后之作,使用了渲染、夸张和神话传说,穷想象之能,极变化之笔,酣畅淋漓地刻画出蜀道山川的奇绝壮美,气势奔放,声情跌宕,雄奇恣肆,堪称诗中极品。正如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所言:“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李白的一首《蜀道难》,使蜀道名传千古!

四是安史之乱后,“天下诗人皆入蜀”。安史之乱前,号称“燕许大手笔”的燕国公张说和许国公苏颋相继入蜀;安史之乱后,诗圣杜甫和大诗人高适同年入蜀,杜甫在蜀中生活了近八年,写作了九百多首诗,杜甫用他那忧国忧民的诗歌创作,不仅反映了个人的颠沛流离,而且留下了动乱岁月中蜀道文化的历史面貌,继李白之后将蜀道文学推向了又一个新高潮;岑参在蜀中生活了近三年时光,作诗五十余首;在大文豪入蜀的同时,严武、戎昱、司空曙、欧阳詹等著名诗人也先后入蜀。中晚唐时期,入蜀的诗人更多,中唐入蜀的诗人主要有武元衡、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段文昌、贾岛、薛涛等诗人;晚唐入蜀的诗人有李德裕、李商隐、温庭筠、薛逢、薛能、李频、李洞、贯休、罗隐、韦庄、崔涂、郑谷等诗人;元稹、李商隐、薛能、雍陶、韦庄、郑谷等人,多次往返于长安与成都之间,他们的诗比较全面的描绘了中晚唐蜀道文化的面貌。安史之乱后,长安与成都之间的千里蜀道成为唐代诗人络驿不绝的星光大道,成为蜀道文学史上最为兴旺发达的历史阶段。

五是动荡岁月中,“花间词人”出。五代时期,关中及中原地区战火纷飞,根本没有发展文学的良好环境,此时的文学中心由盛唐的东、西二京,转变为“扬一益二”的扬州、成都。“河北江东处处灾,唯闻全蜀少尘埃。”﹙贯休诗﹚“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雍陶诗﹚在此背景下,中晚唐以来不断入蜀的达官显贵和文人骚客将盛唐长安文化的精华带到了蜀地,促进了成都文化的繁荣。在此基础上,“花间词人”和“花间词”以艳丽的姿态和耀眼的光芒崛起西南,给这动荡的岁月带来了人文的温暖。“花间词”是因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而得名。花间词人18人中,温庭筠、皇甫松、和凝、孙光宪未仕前后蜀政权,其余14人多为前后蜀词人,他们是韦庄、牛峤、毛文锡、牛希济、尹鹗、魏承班、李珣、顾夐、鹿虔扆、阎选、毛熙震、欧阳炯、薛昭蕴、张泌等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成都,不仅是分裂时期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而且开启了蜀道文学由秦蜀平衡发展到蜀中一枝独秀的新时代。

(四)两宋——蜀道文学的转型期

北宋定都开封,南宋定都杭,结束了汉唐定都长安的西部时代,开始了以大运河为生命线的东部时代。中华文明的地理重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乾坤大扭转。随着国都的东移南迁,随着汉唐在西部千年开拓所导致的环境压力,随着宋代气候逐渐变得寒冷干燥,中国经济文化重心逐渐转移到东南,西北衰落而东南崛起,陆上丝绸之路衰落而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随着关中的衰落,秦蜀一体化的“天府之国”裂解,繁荣了千余年的蜀道经济带衰落,对蜀道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稍微令人欣慰的是,“安史之乱”后长安文化精英持续不断地入蜀,其文化积淀和人才培育作用在宋代显现;北宋与西夏的长期对峙,导致大军云集关陕,而粮草取给于川蜀;从唐代中叶开始的茶马贸易,在宋代走向繁荣,而四川茶叶产量约占全国的56%,川茶在南宋更占到全国总产量的62%,茶马贸易的茶几乎全部来自四川,繁荣的茶马、茶盐贸易曾一度导致了蜀道交通的繁忙和沿线经济的繁荣,甚至出现了全国四大商业中心﹙开封、杭州、成都府、兴元府﹚,有两个在蜀道线上﹙成都府、兴元府﹚,在这里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一切都为宋代蜀道南端川蜀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也导致了蜀道文学由长安、成都的南北争雄而转型为以成都、蜀地的一方独秀。南宋时期,蜀地与长江中下游的联系更加密切,而与关陇地区逐渐疏离,南宋与金国、蒙古国南北对峙,双方更以蜀道为战场,川蜀文学繁荣的态势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关陇文学更加萧条。因而出现了国都东移南迁之后,蜀地文学盛极一时的奇特现象。

第一,北宋前期﹙太祖、太宗、真宗在位的六十年﹚,蜀中文学家阵容初现。北宋前期的蜀中文学与全国文坛一样,承袭了唐五代的余波,还没有形成宋人文学特点。这时的文学家主要有田锡、魏野、陈充、苏易简、陈尧叟、陈尧佐等,入蜀的文学家有刘兼、宋白、张咏等人。田锡虽然诗文成就不大,但其文论对三苏有一定影响。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古文家束缚于道的见地,而他则不受限制。古文家太拘了,他还有些浪漫的倾向。古文家太狭了,他还看到文学的全面。”“田锡、三苏都是蜀人,《咸平集》再有苏轼的序,所以很可能三苏文论也受田氏的影响。”在入蜀的三位诗人中,刘兼与张咏都有蜀道诗,尤其是张咏两次镇蜀,可谓此时蜀道文学的代表。刘兼是长安人,五代入蜀。他的《蜀都道中》诗云:“剑关云栈乱峥嵘,得丧何由险与平。千载龟城终失守,一堆鬼录漫留名。”张咏是今山东人,治蜀颇有政绩,宋真宗曾说:“得卿在蜀,朕无西顾忧。”他的《再任益州回留题剑门石壁》云:“剑门山势碧摩天,匹马重来鬓已斑。多赖皇明烛幽远,西川无事得生还。”

第二,北宋中期﹙仁宗、英宗在位的五十年﹚,蜀道文学辉煌灿烂。此时蜀道南北的关陇和巴蜀都进入了一个和平安定的发展时期,蜀道南北英才辈出,群星闪烁,以三苏为代表的文学大家相继登场,使这一时期的蜀道文学成为蜀道文学发展史上最后的一次辉煌。此时蜀道北端的关中产生了眉县张载、“蓝田四吕”﹙吕大忠、吕大防、吕大临、吕大钧﹚等杰出人才,他们虽然都有文学天赋,但随着理学的兴起,他们大都成为重建伦理纲常的急先锋,成为关学、洛学的创建者与追随者,导致他们的文学才华未能彰显出来。蜀道南端群英荟萃,以三苏为代表的文学英才闪亮登场。像梅挚、张俞、王琪、苏舜钦、苏舜元、范镇、苏洵、文同、王珪、鲜于侁、吕陶、张唐英、冯山等,都表现出不俗的文学才华;像石介、宋祁、韩琦、文彦博、司马光、赵抃、张方平等名人都曾入蜀做官,也在蜀道沿线留下作品,对蜀道文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就在这种蜀道文化复兴繁荣的热朝中,大文豪苏轼及其父苏洵、弟苏辙,赫然崛起,使这一时期的蜀道文学格外引人注目。其中赵抃、石介、文同、吕陶、宋祁、张方平等人,都有蜀道文学作品,直接推动了蜀道文学的繁荣。赵抃曾知成都,他的《过青泥岭》云:“老杜休夸蜀道难,我闻天险不同山。青泥岭上青泥路,二十年来七往还。”石介曾任嘉州判官,有多篇蜀道诗,《蜀道中念亲》:“东望庭门魂欲消,层层云栈上苕荛。江声山声情多少,相伴西来慰寂寥。”文同与苏轼是表兄弟,曾任兴元府知府和洋州知州,在蜀道的中继站汉中为官五年,画名与诗名并进,《北城楼上》:“满目望不极,城楼当最高。地形连楚阔,山势入秦豪。平外斜通骆,深中远认褒。图经何壮观。故事有萧曹。”

北宋晚期政治腐败,蜀道沿线经济衰落,蜀道文学也日益冷清,仅有李新、唐庚、张浚等为数不多的诗人,在蜀道线上留下了他们的华章。

第三,南宋时期,蜀道南北割裂,陆游的“从戎南郑”,将南宋的蜀道文学推向了高潮。宋金对峙时期,陆游、员兴宗、王十朋、范成大、吴泳等文人在蜀道线上也有不俗的文学创作,尤以陆游成就最大。南宋孝宗干道八年﹙1172年﹚,陆游赴南郑﹙今陕西汉中﹚,在四川宣抚使王炎幕中任干办公事,由夔州到了当时的抗金前线。三月抵南郑,同年十月,因王炎召还,幕僚离散,陆游从南郑还成都,至淳熙五年﹙1178年﹚在蜀道线上生活了八九年,诗歌创作进入高潮,诗风也因之大变,尤其是他的蜀道诗,上追李、杜,下启王士禛、张问陶,成为蜀道文学的一座伟岸丰碑。陆游终身怀念在南郑壮美的军旅生活,《频夜梦至南郑小益之间慨然感怀》:“客枕梦游何处所?梁州西北上危台。雪云不隔平安火,一点遥从骆谷来。”他反复忆及南郑的烽火。《忆山南》:“貂裘宝马梁州日,盘槊横戈一世雄。怒虎吼心争雪刃,惊鸿出塞避雕弓。朝陪策画清油里,落醉笙歌锦幄中。”戎幕生活的豪迈令他难忘。《鹅湖夜坐书怀》:“昔者戍南郑,秦山郁苍苍。铁衣卧枕戈,睡觉身满霜。”栈道连接南北,马帮铃驮迎面而来。《栈路书事》:“危阁闻铃驮,湍流见硙船。汲江人负盎,骑马客家毡。梨美来秦地,橙香接楚天。”蜀道线上豪放壮美的军旅生活,改变了陆游的诗风与人生轨迹,《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诗家三昧忽眼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因此,陆游常思蜀道、忆蜀道。《说蜀道》:“忆自梁州入剑门,关山无处不消魂。” 《蜀道》:“蜀道难行高接天,秦关勒马望西川。” 《偶思蜀道有感》:“天回驿畔江如染,凤集城边柳如槎。万事已随流水去,一樽将奈西阳何?”


                                                                  ﹙梁中效:陕西理工学院秦岭与蜀道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