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广东遗民群体初探
  • 2017-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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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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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广东有不少传统的知识分子以遗民自居。这些遗民的人数向来很难确定,但是据台湾学者林志宏“清遗民基本资料表”的不完全统计,晚清近代的368个遗民中广东籍的有38人,主要分布在顺德、番禺和南海。陈伯陶、何藻翔、康有为、赖际熙、梁鼎芬、罗惇曧、麦孟华、区大典、吴道镕、温肃、曾习经等广为人知的遗民,其政治态度鲜明坚决,政治活动频繁;还有像陈步墀、陈词博、崔师贯、顾臧、桂坫、何福年、何国澧、黄铸山、简朝亮、劳守慎、黎湛枝、梁敦彦、梁庆桂、区家廉、伍铨萃等默默地以教育、实业或隐居来救亡图存、表达故国之思的遗民。当然,实际人数远不止这些,比如以词学著称的新会词人陈洵,隐居顺德清晖园以终老的“顽固派”李孔曼等等,虽然也忧心时局、眷恋故国,却因为行事不彰而不著于世。可以说,广东是除了上海、青岛、京津之外晚近遗民的又一重要聚集地。

广东之所以成为晚近遗民的一个重要聚集地,首先是因为历史的渊源。广东在历史上就出现过不少遗民。1279年,标志着南宋最终灭亡的崖门战役在新会的崖门镇落幕,左丞相陆秀夫在绝望之际背着年仅八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随行军民十万余人随之跳海殉国。这一段历史对于广东人民的震撼可想而知,据说在元初的东莞就有不少宋遗民在活动。明清之际,与南海陈子壮、东莞张家玉并称“明末岭南三忠”的陈邦彦(16031647,顺德),明亡后举兵抗清,转战各县,屡挫清军,最终兵败被杀。其学生屈大均(16301696,番禺)也参与了他组织的抗清斗争,在清兵围困广州后,于番禺县雷峰海云寺出家,号“骚余”,名其室为“死庵”,以示追怀屈原心念故国,永不为清廷所用。这些前代遗民的生平事迹对于晚近遗民的影响不言而喻。陈洵(18701942,新会)有词《减字木兰花·题薛剑公石竹芝兰画册》:“无言有泪。终古苍梧何限翠。唤起商山。心是湘累事较闲。    芳馨欲采。凄咽海尘零画在。珍重晴窗。不是前朝旧夕阳。”词题中的薛剑公,就是顺德明遗民薛始亨,“商山”则指陈邦彦的长子陈恭尹((16311700,号独漉,顺德)在明亡后隐居,自号“罗浮布衣”,陈洵借这两位明遗民抒发对亡清的眷恋之情。温肃(19791939,顺德)曾倡修本地先贤陈邦彦之墓,并为其子编写《陈独漉先生年谱》;张学华(18631951,番禺)有“采薇百咏”组诗评价广东明代遗民;以书法闻名的吴道镕(18531936,番禺)在晚年为屈大均撰写墓志铭;汪兆镛(18601939,番禺)到处搜求明代遗老书画。清代遗民的这些行为不仅是文人的风雅,更是通过追念先贤来表达黍离麦秀之悲,同时以前代遗民为榜样,激励自己和同道。这是遗民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是学术风气的影响。广州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垄断地位,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来刊刻大量书籍;同时,众多的书院也成为近代广东培养人才的摇篮。1824年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粤秀山设立书院学海堂。十年后,陈澧入学海堂读书,后来被聘为“学海堂”学长,达27年之久,培养出不少高才生,如汪兆铨(18581928,番禺)、汪兆镛、梁鼎芬(18591959,番禺)等,当时学者称为“东塾学派”。后来张之洞督粤期间,创办广雅书院,又陆续培养出不少人才,加强了粤地的学术风气。当时广东的书院还有广州应元书院、惠州丰湖书院、潮州韩山书院、佛山肆江书院、肇庆端溪书院以及康有为(18581927,南海)在广州设立的万木草堂、简朝亮(1852-1933,顺德)在顺德设立的读书草堂等。另外,遗民之间又有错综的关系,比如麦孟华(18751915,顺德)既是康有为的学生,又是他的女婿;梁鼎芬是崔师贯(1871-1941,南海)的表兄;陈昭常(1868-1914,新会)是陈洵的叔叔等等。这些广东遗民通过师徒、同门、亲戚的关系和同乡的情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交圈,他们在辛亥革命前互通声气、相互援引,在清帝逊位后也有着共同的政治态度、情感趋向和价值观念。

再次是由于地理的优势。历史的脚步进入近代,广东率先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广东地处沿海,与香港、澳门和海外往来方便,信息灵通,首先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制度和文化。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迫使一批接受西方文化洗礼又忠于清室的读书人联合起来,要求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香山人郑观应著《盛世危言》,主张君主立宪,他的思想对广东地区的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康有为就是在他的启发下提倡维新立宪的。在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仍然忠于清廷,并参与张勋复辟,可见其主张变法是为了永保大清帝国的天下。极其关心国家兴亡的潘飞声(18581934,番禺)曾客居海外四年,外国的文明和进步,使其大开眼界,甲午海战后,他主张学习西方,变法图强。梁敦彦(18571924,顺德)也曾留学美国近十年,回国后曾作为清政府公使出使美、德、墨、秘、古巴等国,历任袁世凯内阁外务部大臣、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总,后来参与张勋复辟。许多广东遗民在辛亥革命后选择避居香港、澳门,安全得保、生计有着,较之其他地区更为方便,也更有优势。

在晚清近代历史上,广东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由于较早与西方文化接触,它既是变法主张的发源地,也和革命思想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然而,这区域亦存有极‘顽固’的保守样貌,而且并行不悖。”晚近广东遗民的特点,表现为政治态度的复杂与保守,经济实业上的开放与务实,以及遗民活动的文化性。

晚近遗民的数量难以统计的原因之一,在于政治态度的复杂导致遗民身份的难以确认,这一点在广东遗民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甲午海战后,清王朝在列强利益的瓜分下,已经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生长在广东海滨的康梁起而推行变法维新。但是在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开始分化,一部分人如梁启超(18731929,新会)、韩文举(1864-1944,番禺)等倾向于革命派;另一部分人,如康有为、麦孟华等则组织保皇,力谋勤王。而且对于后来发生于1917年的张勋复辟、1924年的甲子复辟、30年代“伪满洲国”的建立,以及中华民国的建立等等,遗民们的态度也各不相同,随时变化。在民国初年,通常被目为“遗老”者,却有很多曾任职于民国政府,比如罗惇曧(18721924,号瘿公,顺德)历任民国总统府的秘书、参议、顾问;陈昭常于民国元年被推举为吉林都督兼吉林民政长等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广东地区的政治形势较之北方要复杂得多。当北方政治相对稳定单纯之际,南方的政治活动风起云涌,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是广东人发起的,海外文化和制度的影响也首先波及广东,在东西、新旧各种政治主张和势力面前,遗民们的情感取向很复杂,态度和行为有不少变化。

广东清遗民在政治和道德上的保守,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梁鼎芬。1913年,光绪梓宫入崇陵,梁鼎芬自愿守陵三年,并募捐种树,还把在崇陵种的第一棵树拍照留念。1916年岁末大祭,他把祭品分赠给郑孝胥、胡思敬、陈宝琛等人,赢得了遗民们的一致赞赏。他还把自己的陵墓选在崇陵附近,甚至扬言等光绪帝奉安时,将以身相殉。1914年初,大总统袁世凯下令设置清史馆,纂修清史,并在全国荐举人选。梁鼎芬收到邀请后致函赵尔巽馆长:“清室未亡,何以修清史”,《申报》评价说:“此老之顽固,可谓达于极点矣”。梁鼎芬还首倡呈进方物之议,不少广东遗民纷纷响应,并推举代表护送入京觐见。1920年陈伯陶(18551930,东莞人)、张学华等人纠合同乡置备的贡物就由温肃护送入京。有资料称:1922年溥仪大婚时,各地遗民多有进献,约有千余份,其中粤人八百余。温肃是岭南地区筹募礼金的主要中间人物,他也曾说:“皇帝大婚盛典,九牧贡金者,以吾粤为多”。其他如隐居香港的陈伯陶在溥仪大婚时亲往北京祝贺,寓居上海的顾臧(18751926,番禺)在光绪慈禧奉安后特别往叩,居处天津的黎湛枝(18701928,南海)每年元旦及万寿日都要进宫朝谒,在香港任教的朱汝珍(18701942,清远)得到伪满洲国成立的消息后不远万里赶到长春觐见溥仪等等,这样“忠清”的行为在其他地区遗民身上是很少见的。这些人,得到溥仪御赐匾额的有8人,赐字的有5人,得谥号的有3人,也可见广东遗民的确是很突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广东僻处岭南,与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中原和政治中心北京相隔千里之遥,当社会变革政局动荡之际,北方人更容易改变传统观念以适应新变,相对而言传统的政治观念和道德操守在广东人身上表现得更坚定。另外,广东离香港很近,往来频繁,而近代的香港正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英国是保守主义的发源地,保守一词本有因循守旧、愚顽不化之意。据统计,辛亥革命后,选择避居香港的遗民有36人(其中广东籍13人),远超青岛的24人、仅次于上海和天津,其保守主义的影响可以想见。

鸦片战争的爆发,打破了广东人旧式的生活秩序,列强的船队和洋货又带来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侵染,这些都促使广东人在观念上突破传统的束缚,由务虚走向务实,传统儒学的影响逐渐淡化,经世致用和重商观念进一步加强。广东遗民们在遭遇辛亥巨变后,坚守政治立场的表现主要不是在喊口号,而且注重实际行动,并以实业来救亡图存。在香港经商的陈步墀(18701934,饶平),热心慈善事业,1908年广东三江水灾时,他挥笔写下《救命词》三十首,由李玉芝女士绣供义卖,得值五百金助赈。此外,他还捐资赞助实录馆、宗人府及修陵事宜。清远人朱汝珍募集费用修纂《宣统政纪》,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此书才得以完成。抗战爆发后,他又在香港组织清远公会,组织募捐、义演。香港沦陷后,发起组织归乡指导委员会,帮助旅港难民回乡。

广东地方性的遗民的活动,政治色彩并不浓厚,而是以文化性质的居多。这是因为广东距离民初的政治中心北京很远,涉入政治较浅,出于实干精神,转而筹办教育事业、参与修志、整理文献,以此来表达眷恋故国、热爱乡邦的情感,并以文化活动重建“过去”,从而寄托他们的政治追求。

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受到清代以来广东地区学术氛围的影响。1927年,学海堂重开,广东省长聘任何藻翔(18651930,顺德)、汪兆镛等人为学长,何藻翔回忆说:“近以知交零落,宿将凋丧,时事知无可为,家计难支,不得不以教读糊口,逃居岛外,耳目较觉干净。晚悔词章考据旧学,误尽青年,聪明浪用,唯以宋儒义理书启牖后进,坚其志趣,佐以通鉴、通考、掌故之学,扩其才识,庶三十年后,此小学生有出所学以救国者。”可见重开学海堂,一是同志凋零、局势无望;二是生计所迫,教读糊口;三则培养青年“坚其志趣”,可图救国。1923年,隐居香港的赖际熙(18651937,增城)为提倡国学,仿广州学海堂之例,在香港创立了“学海书楼”,并在港商与士绅的资助下,购置了数十万册图书。学海书楼又是讲学的场所,登坛讲课者多半是避居香港的广东遗民,如陈伯陶、区大典(18771937,南海)、温肃、朱汝珍等。名儒朱九江的两位得意弟子简朝亮和康有为,分别在顺德和广州设立读书草堂和万木草堂。简朝亮后来还在清远阳山县设立读书山堂讲学九年,除了本地学生之外,广州、顺德、南海等地学生闻风而至。大学者黄节、报界名人邓实、青年诗人邓方都是简朝亮的学生。而万木草堂的命名,就含有培植万木、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意思。其培养的人才中,梁启超、麦孟华等人成为了戊戌变法的主力。

遗民们的文化活动还表现为参与修志和整理文献。吴道镕曾广泛搜罗嘉道以来岭南文人的遗作,汇成《广东文征》。后来吴道镕去世,张学华继续整理未完成的遗稿。该书收录七百余人的作品千余篇,编纂时间长达二十年。汪兆镛以一己之力编成《岭南画征略》,收录唐代至民国时期的岭南画家六百余人。汪兆镛还编有《元广东遗民录》,丁仁长、吴道镕、张其淦分别为此书撰有序跋。丁仁长曾参与乡邑县志的修纂;桂坫(18671958,南海)于1915年任广东通志馆总纂,先后参加纂修《南海县志》、《恩平县志》、《西宁县志》、《广东通志》和《广州人物志》;赖际熙曾与修《广东通志》、《增城县志》,又编有《清史大臣传》、《崇正同人系谱》、《赤溪县志》;自号“豫道人”的张其淦(18591947,东莞)搜集元明遗民之作编成《元八百遗民诗咏》、《明代千遗民诗咏》;张启煌(?—1943,开平)曾主修《开平县志》。另有黎湛枝、温肃等人参与续修《德宗实录》,朱汝珍、区家廉参与《宣统政纪》的纂修等等。他们的这些活动,拓展了历史研究的空间,为广东保存了大量可贵的地方文献,功不可没。

由于历史、地理和文化等原因,晚清近代的广东成为上海、青岛、天津等租界之外的又一遗民集中地。晚近广东遗民呈现出独特的风貌,他们在面对重大政治事件时,政治态度复杂多变,但总体上归于保守;其遗民的活动主要不在政治复辟,而是表现为明显的实业救国精神和文化事业的实践。然而,无论是实业救国,还是文化实践,都脱离不了政治的影响,“概言之,他们希望以文化活动重建‘过去’,经由‘过去’所认可的政治价值,积极地形塑‘现在’,并为自己的处境,寻求正当性的理由。”

 

(李丹:广东江门职业技术学院教育系讲师,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