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江西作家地理分布成因分析
  • 2017-02-17
  • 本站
  • 作者:刘双琴
阅读量:382

从两宋文学的发展历程看,从首开风气到蔚成大观,都可见江西作家的卓越功勋。经统计,宋代江西作家共有约1376,仅次于浙江、福建。宋代江西不仅作家总数庞大,而且有影响力的文学精英人数繁多。就地理分布来看,宋置13个州军府,均有作家出现。今天江西辖地的宋置69县,其中61县都有作家分布,约占88.41%。但是,宋代江西文学的发展并不是平衡的。从作家的地理分布来看,在州军府层面,吉州、饶州、洪州、抚州、建昌军、临江军6个州军府,无论是作家总数、有影响力的文学精英人数,还是每平方公里作家的分布密度,都名列前茅。在州军府辖县层面,作家数最多的为庐陵、临川,分别以98人、93人遥遥领先;作家数在30-69人之间以及20-29人之间者各10个县;作家数低于20人者就有39个县,占了绝大多数。由此可见宋代江西作家群分布的集中性与地域不平衡性。宋代江西作家群在地理分布上之所以呈现出如此面貌,其原因大致如下:

一、与宋代江西经济格局紧密相连

江南的社会经济,到唐代后期开始逐渐超过北方,全国经济重心也开始由中原向南方转移。江西各地的经济水平从此加速提高,人口数量达到了新的历史水平。在宋代江西的经济格局中,以赣江为轴心横切三大块,发展相对迅速的是中部。中部地区土地平旷,物产富庶,交通便利,社会安定,吉、饶、洪、抚、临江军、建昌军等州军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人丁滋生,经济稳定,基本处于中心地位。北部南康军、江州一带处于江湖交汇地区,在和平时期经济发展比较突出,但一因大江阻隔,农耕有限,二因兵灾频繁,生产频繁遭遇破坏,户口不易积聚,仍受到一定影响。南部虔州、南安军虽有赣江及其支流对沿江一带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但因处于山脉交接地区,地形多山,交通不便,地广人稀,田地开发困难,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三大经济区域板块还可细分,在中部地区,筠州、袁州其地偏西,地形亦以山地为主,人均耕地稀少,经济发展长期受到阻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文学前进的脚步。

先看宋代吉州经济的发展。吉州在宋代是江西经济文化发展最为突出的州军府之一。优越的自然条件,肥沃的吉泰盆地,使吉州自北宋以来就成为江西的主要产粮州,其粮食产量位居江西首位。北宋人曾安止《禾谱序》就记载,“江南俗厚,以农为生。吉居其右,尤殷且勤。漕台岁贡百万斛,调之吉者十常六七”。两宋时期,吉州的手工业也逐渐走向繁荣:吉州窑在宋代闻名全国,吉、虔二州的官营造船厂成为宋代江西境内最主要的造船厂。在商业发展方面,大庚岭路的开拓和赣江航道的疏通进一步促进了吉州商品的流通和交流。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人口的增长。据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对北宋太平兴国、元丰元年以及崇宁元年三个时期江西主客户户数的统计,吉州分别为126453户、273397户、335710户,合计735560,户口繁衍,为江西一路之最。南宋以来,由于吉州经济的发展及文化的繁荣,加之远离战场,社会环境相对比较安定,因此吸引了一大批北方移民。从有据可考的南迁入江西的人口统计,吉州是当时北方南迁人口入住最多的州,移民总数远高于其它州军府。在宋代江西文学的发展中,吉州成为第一重镇,作家人数以234人高居首位,足可见吉州经济优势和人口优势所发挥的作用。

饶州作家数以188人名列第二,也得益于经济的发展。据统计,北宋太平兴国、元丰元年、崇宁元年三个时期,饶州的主客户户数共有415412户,仅次于吉州、洪州、虔州,名列第四。宋代的饶州,物产丰饶,经济发达,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洪迈《容斋四笔》写道:“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江南既为天下甲,而饶人喜事,又甲于江南。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羡,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正是由于宋代饶州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使得饶州涌现出一大批文学创作者。

洪州作家以185人之数居于第三,与饶州基本持平。从经济发展来看,宋代洪州表现突出。洪州治所在南昌,其地“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地处要冲,航运发达。这一地区河汊纵横,粮食生产富足,并多远运京师。曾巩南昌……其田秔稌,其赋粟输于京师,为天下最。朱熹在谈及当时京师粮食储备情况时说:“京师(杭州)月须米十四万五千石,而省仓之储多不能过两月。请给南库钱以足岁籴之数,又籴洪、吉、潭、衡军食之余,及鄂啇船,并取江西、湖南诸寄积米,自三总领所送输,以达中都,常使及二百万石,为一岁备。”早在北宋时期,洪州人口就持续增长,太平兴国时期主客户为103478户,元丰元年为256234户,崇宁元年为261105户,总计620817户,仅次于吉州,名列第二。

在宋代江西作家的分布格局中,抚州以162人名列第四。在宋代江西的经济格局中,抚州亦处于中心地位。抚州地处赣东,紧邻南昌,境内山环水贯,地势平广,既有山林竹木之利,舟楫水利之便,又有渔米桑麻之养,通商贸易之惠。宋代抚州经济实力雄厚,据《宋会要辑稿·抚州志》记载,熙宁十年(1077)抚州的茶棵就有103054斤。此外,抚州还为赵宋朝廷提供了大量的商税。发达的农耕经济,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孕育了数量众多的人口。仅北宋太平兴国、元丰元年及崇宁元年时期,抚州主客户总数就达378595户,在宋代江西十三个州军府中名列前茅。南宋以后,抚州人口仍处于持续并稳步的增长中,淳熙三年(1176),主客户户数已达215822户,景定三年(1262),主客户户数为247320户。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抚州文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建昌军、临江军作家数虽以139人、109人屈居第五、第六,但从分布密度来看,这二军在宋代江西十三个州军府中均位于前列,临江军排第一,建昌军排第三。一般说来,“军”的设立主要是为增强军事镇压力量,但也有经济上的原因和目的。如临江军,位于赣江中游,地处江西中心地带,袁水自西而来,至清江与赣江相会,水陆交通便利,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宋史》卷二七七《张鉴传》记载:“用(张鉴)为江南转运使,……建议割瑞州(筠州)清江、吉州新淦、袁州新喻三县置临江军,时以为便。”由于临江军特殊而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历任转运使非常注重该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淳熙年间程大昌为江西转运副使时,就修复了清江县破坑桐二堰以捍江,护田及民居地几二千顷。水利工程的兴修,改善了灌溉条件,促进了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如建昌军,为开宝二年以抚州南城县置,后以抚州南丰县隶军。到南宋绍兴八年,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口增加迅速,又从南城分出新城县,南丰分出广昌县。在县治设置上,由政治或军事目的转为经济原因,足可见建昌军经济及人口增长的迅速。

宋代江西经济格局的形成不仅与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还受战争等诸多人为因素的影响。战争所带来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江西北部长江一线。如江州,在历次的战乱中人口、经济损失都较为严重。宋初,江西各地守将纷纷降宋,独江州守将拒降,次年宋军攻陷江州,全城数万人被屠杀。南宋初期,连续多年的战争再次导致人口的下降和经济的残破,而北部各州军府的人口损失以江州为最,到绍兴五年,江州“在江西一路累经敌马残破,并马进等在城下半年杀戮,至今户口十损七八”。由于战乱的影响,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起点相对较低,无法提供文学发展所必要的稳定环境,因而难以养育出众多的文学人才。位于鄱阳湖之北的南康军也因同样的原因,其作家数量偏少,排名比较靠后。

二、与宋代江西交通布局密不可分

首先来看江西地形,江西省境除北部较为平坦外,东西南部三面环山,中部丘陵起伏,全省成为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往北开口的巨大盆地。地貌类型较为齐全,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区域:赣西北中低山与丘陵区赣东北中低山丘陵区赣西中低山区赣中南中低山与丘陵区鄱阳湖湖积冲击平原区赣抚中游河谷阶地与丘陵区

这一独特的地形地貌也影响到宋代江西交通的主要布局。江西古代素有“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之称,交通地位极为重要,是古代中原通往岭南和闽越地区的必经之地。宋代江西南北向的赣江航运仍是主航道,鄱阳湖则是江西航运的枢纽;东西向临安、湖南、广西乃至四川的联系主要通过信江、袁水的航运;抚河、饶河、修水等也随着运输的需要而日益畅通。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以江州-大庾岭驿道(南北干线)、信州-袁州驿道(东西干线)为主干通道,以洪州-饶州、洪州-建昌军、建昌军-赣州、信州-饶州为支线的空前发达的交通网络。江州-大庾岭驿道沿鄱阳湖——赣江航道而设置,信州-袁州驿道利用信江、赣江及袁水水运之便而置,借水运之利而通。境内各州、军之间及与境外联系的支线道路直接或间接与两条主干道相连,州、县之间通过递铺、亭、舍等互接。这一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将鄱阳湖、赣江、信江、饶河、抚河、修水流域及其支流一带的主要辖县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与邻近的广南东路、荆湖南路、福建路等地相通

我们将宋代江西有作家分布的辖县与驿路交通经过的辖县进行对比可发现,在有作家分布的62个辖县(包括婺源)中,就有安仁、大庾、德安、德化、德兴、分宜、丰城、浮梁、赣县、广昌、贵溪、湖口、吉水、建昌、金溪、进贤、乐平、临川、庐陵、南昌、南城、南丰、南康、宁都、萍乡、鄱阳、清江、太和、万安、新城、新淦、新建、新喻、兴国、星子、弋阳、余干、玉山、上饶39个辖县在驿路交通的要道上,约占62.9%;同时,这39个辖县共有作家874人,占整个宋代江西作家总数(1376人)的63.52%。并且,作家数排在前十位的庐陵、临川、鄱阳、南城、南丰、丰城、吉水、德兴、新喻、新淦,除婺源、分宁外,便有8个辖县处于宋代的交通要道上。此外,由于文献的缺失,某些辖县我们无法考究是否有驿路经过,但若考虑进江西水系的分布与走向,以及古代河道在交通运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则也可视为重要的交通要道,如永丰(今广丰)、铅山位于信江之上,婺源位于饶河及其支流一带,分宁、武宁位于修水之畔,这些辖县都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交通条件,因此也成为文化转移链上受益最多的地域。如此考量,则宋代江西有作家分布的辖县中,位于驿路交通要道的辖县更多,作家数也更多。可见宋代江西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交通布局的影响。

三、与宋代江西教育资源的分布休戚相关

这里所说的教育,一是家族教育,二是书院教育,三是科举教育。

宋代江西作家群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家族血缘关系突出。如临川二晏父子、南丰曾氏祖孙三代、修水黄庶、黄大临、黄庭坚,鄱阳洪皓、洪适、洪遵、洪迈,金溪陆氏三兄弟,等等。从宋代江西作家与文学家族分布的比较来看,文学家族的分布与作家的地理分布呈现出基本一致性。在州军府这一大的区域范围内,二者基本一致。吉州、饶州、抚州等州军府既是作家云集之地,又是文学家族重镇。在州军府辖县这一较小范围内,二者排名虽有差异,但总体来说仍然趋于一致,文学大县其作家较多,文学家族也相对较多。在既有作家分布又有文学家族分布的44个辖县中,新淦、武宁、赣县、永新、庐陵5个县作家数排名与文学家族数排名完全一致,宜春、浮梁、临川、德兴、南昌、南丰、太和、南城、婺源、吉水、新昌、宜黄、奉新、丰城、安福15个县作家数排名与文学家族数排名相差均在五名以内,基本一致。分宁、鄱阳、贵溪、玉山、新喻、都昌、清江、余干、高安、德安、永丰(今永丰县)11个县作家数排名与文学家族数排名相差在十名及以内,其作家分布与文学家族数分布趋于一致。

再看宋代江西书院的分布情况。整体上来看,宋代江西书院与作家的分布亦呈现出一致性。与宋代江西作家的分布一样,宋代江西书院遍布13个州军府及徽州婺源。其中,有书院分布的辖县共54个,在这54个辖县中,除上犹、石城二县外,其余52县均有作家分布。在州军府层面,书院分布与作家分布具有一致性。宋代江西作家分布排名前三的吉、饶、洪三州,其书院数亦排名前三。如不考虑徽州婺源,则作家数排最后三名的江州、袁州、南安军,其书院数亦排最后三名。此外,抚州作家数排第四,书院数排第五;建昌军作家数排第五,书院数排第七;虔州作家数排第十一,书院数排第十;筠州作家数排第十一,书院数排第十。这些州军府其作家数与书院数的排名相差都在两名以内,分布趋于一致。作为地方资深学府,书院通过聘请名儒讲学、集众讲解、相互问答等教学方式,不仅吸引了大批士子前往求学,而且培养了众多人才。如曾就读白鹭洲书院的文天祥于宝祐四年(1256)科考高中状元,与文天祥同榜进士及第的同窗士子达40人之多。

在宋代,文学与科举,特别是与其中进士科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宋代的科举制度以进士科为重,而进士科又主要以诗赋、文辞为选取标准。在这种科举选士的背景之下,江西士子们发挥其“多秀而文”的特长,“挟所长与时而奋”。在宋代江西的1376位作家中,其中就有682位作家是进士,占了作家总数的49.56%。从作品量上看,这682位进士所创作的作品总量为67376首(篇),占宋代江西作家所创作作品总量90782首(篇)的74.22%;从所拥有的文集上看,在这682位进士中,拥有文集的为250人,占宋代江西作家拥有文集人数(414人)的60.39%。从宋代江西进士的地理分布来看,进士分布与作家分布存在着整体一致与局部有异的关系。在宋代江西既有进士又有作家分布的59个辖县中,靖安、宁都、贵溪、建昌(今永修县)、赣县、南城、清江、太和、宜黄、大庾、吉水、南昌、婺源、奉新、德安、临川、安福、南丰、铅山、玉山、兴国、雩都、湖口、庐陵、进贤、新淦26个辖县其进士数排名与作家数排名相差均在5名以内,二者排名一致;安仁、都昌、浮梁、广昌、彭泽、万安、萍乡、余干、德兴、乐安、乐平、新建、丰城、上饶、宜春、分宜、龙南、弋阳18个辖县其进士数排名与作家数排名相差均在10名以内,二者排名基本一致;南康(今赣州南康市)、永新、武宁、新喻、崇仁、永丰(今永丰县)6个辖县其进士数排名与作家数排名相差均低于14名,二者排名趋于一致;在有进士分布但无作家分布的7个辖县中,进士数分布排名基本在最后几位,与作家数排名也基本一致。仅高安、星子、新城、龙泉、德化、分宁、鄱阳、金溪、新昌9个辖县其进士数排名与作家数排名相差在则14名及以上,出现了较大反差。在宋代,士子要考取进士的话,必须具有相应的文学素养,但科考与文学之间并非总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由以上的数据比较与分析可见,二者是整体一致性与局部差异性并存。在宋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中,首先,“就外部效应论,科举虽带有极强的功利导向,但同时也带动了全社会的读书热,造就了庞大的各种层次和类别的文人队伍,对提高大众的文化素质,训练文学创作的基本功(如用韵、对仗、谋篇布局等)和艺术审美能力,最终对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繁荣,无疑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次,宋代虽有举子视场屋诗赋为“敲门砖”,得则弃之,但真正有志于文学者,登第后往往会再学习,且登第给他们带来了足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转攻原来的“外学”,并成功地留存下作品。这都给宋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在宋代科举逐渐从“君子事业”转向“举子事业”的取士制度下,举子科场诗赋开始从“艺术”演变为“技术”,科举中那些促进文学发展的因素已逐渐消失,甚至阻碍了文学的发展,对文学起到了一定的“促退”作用。我们在比较宋代江西进士与作家分布时,出现整体一致性与局部差异性并存的现象,也正是宋代科举与文学之间矛盾关系的必然。

四、与宋代江西传统文化的区域差异相因相生

宋代江西文化出现迅猛的发展,然而这种发展并不是均衡的。我们从《宋史》列传所记载的宋代江西有影响的人物的区域分布也可看出这一点。从《宋史》列传所收江西籍人物看,在宋代江西13个州军府中,饶州、吉州人数最多,分别为45人、41人;其次为临江军、抚州、洪州、建昌军,分别为26人、24人、24人、20人;再次为信州、江州、虔州,分别为14人、11人、10人;南康军、袁州、筠州位置靠后,分别为8人、6人、6人;南安军则无一人入《宋史》列传。此外,婺源以一县之地,宰辅人数多达5人。这一分布情况与宋代江西作家在各州军府的地理分布基本一致。《宋史》收江西宰辅15人,其中庐陵有周必大、文天祥,临川晏殊、王安石,南昌有陈致中、京镗,新喻有王钦若,永新有刘沆,南丰有曾布,弋阳有陈康伯,鄱阳有洪适,余干有赵汝愚,都昌有江万里,乐平有马廷鸾,分宁有章鉴。此外,宋代江西还有部分人,虽未位及宰辅,但在朝廷位高权重,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如庐陵欧阳修。以上所列朝廷大臣,均有作品传世。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文学、经学、史学、哲学等各方面极具造诣,如欧阳修、晏殊、王安石,洪适等。可见,吉州、饶州、抚州、洪州、临江军、建昌军这几个州军府,无论是有影响力的人物数量,还是台阁重臣数量都名列前茅,无疑是宋代江西文化的重镇。在这些州军府,一方面,深厚的传统文化孕育出了这样一批人才,另一方面,他们的地位、学养又促使当地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化向心力。

在这些文化重镇,我们可以看到浓厚的学术风气。首先是藏书、刻书之盛。由于经济的繁荣,学校教育的发达,以及安稳的社会环境,宋代江西藏书之热盛况空前,书院藏书、私人藏书丰富。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海量的藏书对推动宋代江西文化的繁荣产生了重要作用。欧阳玄《贞文书院记》说:“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赐名士之书,或以故家积善(书)之多,学者就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经统计,宋代江西书院达270余所,其藏书之富可以想见。如洪州奉新华林书院,“聚书万卷,信州贵溪石林书院,“聚古今图书数万卷”。宋代也是江西私家藏书的黄金时期。据王河主编《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统计,宋代江西藏书家就有94人,人数远高于其它朝代。藏书之盛者如庐陵欧阳修,自号为“六一居士”,其中之“一”就是“藏书一万卷”;临川晏几道,“聚书甚多,每有迁徙,其妻厌之,谓叔原有类乞儿搬漆椀”;南昌袁抗,“喜藏书,至万卷,江西士大夫家鲜及也”;南城吴伸、吴伦兄弟,“以钱百万,剏为大楼,储书数千卷,会友朋,教子弟,其意甚美,于是朱公又为大书‘书楼’二字以掲之”;又有道士陈景元,“博识多闻,藏书数万卷,士大夫乐从之”;南丰曾巩“平生耆书(),家蔵至二万余卷,手自雠对,虽白首不倦。又集古今篆刻为《金石录》五百余卷;筠州高安刘恕家族,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其书与七泽俱富矣。此外,还有奉新胡仲尧、新喻刘式、孔文仲、孔延之、泰和王贽、九江陈巽、石城温革、 南城李常、安福刘弇、刘冕、婺源胡霖、滕璘、张廷坚、吉安王翊、王异、崇仁李彦华、余干赵善应、赵汝愚、临川林梦英、修水黄荦、鄱阳张大训、张谹、吴良嗣、丰城徐鹿卿、赣县阳孝本等一大批著名藏书家。正因藏书量巨大,吸引了四方的学者络绎不绝地到此求学。宋代江西还是全国重要的刻书中心。据曹之《宋代江西刻书知见录》所录,宋代江西刻书较多的州军就有吉州、江州、抚州、饶州。刘锡涛《宋代江西文化地理研究》也显示,宋代江西刻书地主要集中在饶州(22部)、吉州(18部)、抚州(18部)、虔州(12部)、江州(15部)几地。可见,吉、饶、抚三州始终是宋代江西最重要的文化中心。

其次是讲学、求学之热。宋代江西的文化大家,不仅热爱读书,而且在文化传播与教育方面也作出了卓越贡献。如叶梦得在信州贵溪时,“以讲授为业,遂构石林书院攀桂楼于东边藏修焉,其规画大率视昔之岳麓、嵩阳,今之紫阳、槐堂之制,缭以周垣,荫以嘉树,聚古今图书数万卷,中列文宣、四配之像,从以周、程、张、朱,与琴山诸儒。复买田以奉,四时祠祭。增廪饩以给学者之不足。由是东南之士至无虚日矣”。北宋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李觏于盱江书院讲学二十余年,“乡曲俊异从而师之,东南闻风至者尝数千人”。陆九渊结庐讲学贵溪应天山(后改名象山)时,“居山五年,阅其簿,来见者踰数千人”。在宋代江西的文化版图中,婺源文化发展极为突出,其作家数达到52人,名列第六。婺源是著名理学家朱熹的故乡,其地学风浓厚,鄱阳刘定任官婺源时,“从学者率常百余人”,朱熹在徽州的12位“高等弟子”中,程洵、滕璘、滕珙、李季札4人都是婺源人。正因为存在传统文化的区域差异,宋代江西作家在分布上也呈现出地域不平衡性。

以上我们从经济、交通、教育、文化几个方面对宋代江西作家的地理分布成因进行了初步分析。除此之外,江西作家的地理分布在两宋内部不同历史时期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如果考虑进时代要素,其分布成因将更为复杂,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话题。

 

(刘双琴:江西省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