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鄱流域名胜文学研究的地理学视角
  • 2017-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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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陈小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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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赣鄱流域”,系指鄱阳湖所承纳的赣、抚、信、饶、修五河来水,其流域面积几乎覆盖了江西全境;所谓“名胜文学”,是指那些与江西秀美风光、山水名胜以及人文资源密切相关的文学创作。研究发掘江西“名胜文学”以便有效地开发利用“名胜文化”资源,这是目前江西文学、文化与经济学或地理学交叉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国内较有影响的成果有葛晓音的《中国名胜与历史文化》、段宝林的《中国山水文化大观》、荣斌、夏汉宁的《中华名胜诗联集萃》、曾大兴的《外部文学景观研究》及《内部文学景观研究》、俞明的《历史名胜与中国古代文学》等等,这些成果可谓资料丰富,论述周全,既有理论的论述概括,又十分精到地探索了当代应用开发的方略,这无疑为名胜文学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与此相应,江西地域历史名胜与文化的研究,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可以看到的有李国强的《历代名人与庐山》、冯兆平的《庐山历代诗选》、刘筱蓉的《赣江流域的民俗与旅游》、郑翔、胡迎建等的《庐山历代诗词全集》等等,以上成果具备资料性和文献性的特点,方便后世读者吟诵和鉴赏,但该类研究亦存在地域研究的不平衡问题,他们较多侧重于庐山或鄱湖周边地域名胜的研究,而对赣鄱流域五大水系的名胜文学缺乏系统的整理和挖掘。由此可见,江西名胜文学尚有开阔的研究空间。研究赣鄱流域的名胜文学,可以同时兼顾文艺学、文化学、历史学、旅游学、传播学、统计学等多种途径和方法,然而,从名胜文学的文学属性及其地理属性而言,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切入,则更有助于还原名胜文学的地理场景,更有助于探讨名胜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一、赣鄱流域名胜文学分布的地理特征

名胜古迹自古就与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只要有名胜古迹就会有文学产生,而文学的流传又使名胜古迹更为知名且远久传播”。俞明在比较“历史名胜文学”与“文学历史名胜”两个概念之后,论述了研究名胜文学的目的意义,认为应该重视挖掘名胜文学在历史人文景点中的价值。曾大兴先生则是有意识地将景观文学用以替代名胜文学:“所谓文学景观,就是指那些与文学密切相关的景观,它属于景观的一种,却又比普通的景观多一层文学的色彩,多一份文学的内涵。”“景观”抑或“名胜”,它们与文学可谓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以赣鄱流域而言,名胜文学的分布又具有怎样的地域特征呢?“中国文化不仅比较孤立,而且亦比较特殊,这里面有些可从地理背景上来说明”,“只有中国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有复杂的大水系,到处有堪作农耕凭借的灌溉区域,诸区域相互间都可隔离独立,使在这一个区域里面的居民,一面密集到理想适合的浓度,再一面又得四围的天然屏障而满足其安全要求。如此则极适合于古代社会文化之酝酿与成长。但一到其小区域内的文化发展到相当限度,又可借着小水系进到大水系,而相互间有亲密频繁的接触。”以地理环境背景下的大小水系来审视江西文学,夏汉宁先生则认为:“由于鄱阳湖地域是两宋江西文学家的密集地,因此它在当时的江西文学中也处于一种核心位置,而且,处于核心位置的鄱阳湖地域,还肩负起这样一个重任,即将长江流域的文学轴线的第二波、第三波影响,通过注入鄱阳湖的五大水系(赣江、饶河、信江、修河、抚河)东进南扩,把这种影响输入到江西的腹地。”以上观点极具理论的概括力。

赣江北注鄱湖,南接大庾岭,这条赣粤之间的“江州——大庾岭——南海”干线,又被誉为“南方丝绸之路”,自秦汉之后,赣江即是中原通达岭南的重要的南北交通干线。自古以来,赣江一线连缀南北,商旅政客、迁客骚人络绎于道,他们留连吟咏,留下了众多的脍炙人口的名胜词章。如洪州之滕王阁、青云谱,文人登临吟啸,莫不题咏,自王勃书写《滕王阁序》之后,后代文人如白居易、杜牧、辛弃疾、王安石、文天祥、汤显祖等均有咏颂作品留世;明正统元年(1436)董遵编有自唐至明的《滕王阁文集》十卷,清顺治十二年(1655)中丞都御史、江西巡抚蔡士英写《征诗文檄》征集当时名人写滕王阁的诗文达460多篇,其后编为《重建滕王阁集》。再如吉州之白鹭洲、青原山,是赣江中游著名的书院或佛教名山,“自有唐迄今,……英灵比肩,豪贤接踵,盖千余年如一日也。”(《青原山志》)唐宋之后,如颜真卿、黄庭坚、杨万里、刘辰翁、文天祥等文化名人在青原山留下游览诗文500余篇。又如虔州之八境台、郁孤台以及南安府之大庾岭古驿道,不仅因苏轼《虔州八境图八首并序》或辛弃疾《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而知著,而且更在于中原与岭南交接的大庾岭而闻名。大庾岭是一座历史名山,更是一座文学名山,大庾岭名胜文学更多地蕴含有贬谪文化的内容。以赣江流域而论,又有袁水、锦江等小水系注入赣江之大水系,这也是研究赣江流域名胜文学不可或缺的内容,如袁州之化成岩、仰山,可以唐代李德裕作品为代表,筠州之碧落山、洞山,可以苏辙、杨万里作品作为代表。

抚河发源于赣东南,它流经人文荟萃的临川之地,这是沟通东闽或赣南的黄金水道。两宋时期的“洪州——建昌军驿路”基本上是沿着抚河沿岸设置的,驿路起自洪州东湖驿,东南至进贤县土坊驿,沿途有临川驿、旴江驿,至南城驿而东南行,至硝石驿,在新城县(今黎川县)黎滩驿经越杉关而进入福建境内。麻姑山位于南城县境西部,以其优美神话传说和自身的风景名闻遐迩,晏殊、曾巩、杨万里、李纲等都曾登临吟咏,后世经整理刻印的历代名人题咏麻姑山的序、记、诗、赋等作品多达900余篇。疏山乃佛教名刹,其地处要冲,扼于金(溪)临(川)驿道中部,淳熙五年(1178)陆游赴闽任,次年又改任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治所抚州。陆游题咏抚州拟岘台作品共有8首,其题吟疏山诗句云:“江西山水增怪奇,疏山之名旧所知。”(《游疏山》)“寺门欲近山若坼,老树苍崖多古色。”(《疏山寺》)可谓融情于景,耐人寻味。

信江连接“吴头楚尾”,两宋时期,它是临安——广南交通的重要干线,信江与袁水共同构成了东西向的信州——袁州驿路,它与南北向的江州——大庾岭驿路形成了江西地域极为重要的十字交通线路。信江流域的名胜文学数量众多,特色鲜明,极具山清水秀、书院流芳的特色。像龙虎山、圭峰、仙人城、干越、河口古镇,均是古代文人反复吟咏的对象。如唐代诗人顾况《安仁港望仁人城》云:“楼台采翠远分明,闻说仙家在此城。欲上仙城无路上,水边花里有人声。”可见,仙人城早已名气在外了。北宋杨亿登干越亭叹曰:“长洲茅屋,曲水渔罾,楼阁参差,峰峦远近。或白云,或返照,或残雪在树,或微雨弄晴,朝暮掩映,诚绝境也。”(陆深《俨山外集》卷二十一)这是对古余干秀美环境和湿润山水的形象描摹。历史上的书院文化往往与名人游踪结合在一起,这使得江西的名胜文学又平添了一份浓郁的书卷气。如政治家、思想家或文学家的陆游、朱熹、陆九渊、辛弃疾、陈亮等均曾寄迹于鹅湖山水,并在书院留下了千古名篇。“讲席何年盛,风流纪胜游。人传南渡后,地枕北山丘。朗印孤峰月,疏棂万壑秋。前型犹未坠,凭吊倚岑楼。”(江皋《游鹅湖书院》)诗作即景抒怀,抒写了对鹅湖自然与人文胜景的瞻仰凭吊。

饶河乃昌江、乐安江在鄱阳县合流后注入鄱湖的一段。沿着饶河两个支流的东进北扩,形成了赣东北通往皖南或浙西的交通要途。“仁义驿东北入浮梁县地界,经浮梁而至安徽祁门县。”据《天下水陆路程》卷七载,“祁门县至湖口县水”的路程为祁门县→浮梁县→景德镇→饶州府→饶河口→都昌县→南康府→湖口县。宋建炎二年(1128)正月,李纲贬谪湖海,诗人自太湖西畔的梁溪居出发,先后经过安徽宁国、休宁、歙县和黟县,于七月份泛舟鄱江(即饶河)入鄱阳湖抵达星子县。沿途诗人有《自鄱阳贬江至星子县》、《彭蠡》、《游落星寺》等作品以记山水形胜。绍熙三年(1192)寒食前后,杨万里行经安徽宣城、宁国、绩溪等地入江西浮梁以赴上饶公干,诗人先后留有《入浮梁界》、《小滩》、《过乐平县》等诗以记行踪,杨万里该类诗以描摹自然山水及其乡风民俗取胜。

修水河发源于赣西北的幕阜山,它在江西名镇吴城镇注入鄱阳湖,修水河是沟通湘鄂赣的重要水道。自古以来,修水流域被誉为“文章奥府”之乡,这不仅因为黄庭坚光耀桑梓,而且还在于宋代理学家周敦颐任分宁主簿时,在此地开办了濂溪书院。建炎二年(1128)八、九月间,李纲在庐山脚下逗留一月有余后,继续赴贬湖海,他借道德安,沿修水西溯,翻越赣鄂之交的苦竹岭后进入湖北通城县,诗人在《过渊明故居》、《德安食枇杷》、《云居勤老以书见邀不果往戏作此颂寄之》等诗中记录了自己在江西的山水行程及其感受。云居山,北襟修水,西拥庐阜,东眺鄱湖,乃古代南方一大佛教名山,云居山向有“云居钟灵,修江毓秀”之誉,唐宋以来吟咏云居山诗词作品计有270多首,白居易、苏轼、黄庭坚、王安石、朱熹等均有唱和。“乱峰深处云居路,共踏花行独惜春。胜地本来无定主,大都山属爱山人。”(白居易《游云居寺赠穆三十六地主》)诗作大都表达作者对云居山自然风光的喜好之情,当然,有些作品亦蕴含有退隐山林之意。

鄱阳湖名胜文学则以其内容的丰富和艺术的精湛而著称于世。赣、抚、信、饶、修五大水系,集赣鄱大地涓涓细流,一路滔滔滚滚,它们最终汇入鄱阳湖核心区域。名山、名水、名湖、名城、名书院等多种元素汇聚在一起,使得历代文化名人在鄱阳湖核心区域留连往返,吟咏不绝。以庐山而言,仅郑翔、胡迎建等的《庐山历代诗词全集》,其收录的山水游踪作品就超过了16000篇;以庐山脚下鄱湖水面的石钟山、大小孤山、鞋山、江城琵琶亭、名镇吴城镇等所留文学名篇分析,其作品几乎覆盖了诗、词、文、小说、戏剧等众多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一流文人如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轼、朱熹、欧阳修等等,莫不在鄱阳湖留下璀璨词章,像《望庐山瀑布水》或《题西林壁》是名副其实的庐山风景名片,如王十朋“干越亭前晚风起,吹入鄱湖三百里。晚来一雨洗新秋,身在江东画图里。”(《七月三日至鄱阳》)千百年来总是让读者为之心神摇曳。鄱阳湖名胜文学发轫于东晋,至唐宋形成创作的高峰,至明清影响尤甚,究其原因,除却政治、经济、社会稳定诸多因素,更重要的还在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彭民权先生认为,“鄱阳湖地处长江流域,是连通长江与江西五大河流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历代进入江西或走出江西的文人往往都会经过鄱阳湖,因而文学史上歌咏鄱阳湖的文学作品众多。”这种分析极具文学地理独到的眼光。

对于江西山水名胜文学的研究,传统的做法是概括名胜文学的主题,或隐逸或游仙,在此基础上辅之以艺术手法的探讨;或者是以文人游踪作一分析,将文人身世与风景书写糅合在一起。以上做法未尝不可,然亦难免存在个案分析深透,宏观描述欠缺的局限。《赣鄱流域名胜文学与名胜文化研究》试图打破这一局限,尝试引入文学地理学的方法,以作宏观的多元的描叙。如上所述,本文引入地理学的区域观察视角,对名胜文学的空间关系予以关注,首先将江西名胜文学按自然地理关系划分为“赣、抚、信、饶、修以及鄱湖”等六大区域,虽云对于各个区域水系的名胜叙述过于简略,对于名胜作家作品也未能道其万一,然而,这亦无疑有助于理顺名胜文学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那么,按照以上六大区域的描叙,我们又可以看到江西名胜文学怎样的地理分布特征呢?

(一)江西地处“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南北或东西的交通水道或者交通驿路,连缀起了名山、名水、名湖、名城,这使得江西的自然或人文景观呈现出点、线、面的生态地理布局。名胜作家的迁徙流动依赖于水道或者驿路,名胜文学的数量也以近水近湖为最。

(二)小水系与大水系是互动的,没有支流文学的第二波或第三波,也无从形成长江文学的第一波。名胜文学作家或仕宦或贬谪或专程旅游于江西,其首先关注对象是水域山峦的自然地貌,其次乃是人文风景的探究,因此,描写自然风光的名篇多胜于社会环境的纪录。

(三)通过干线支流或交通流量比对,可以发现,赣江流域的名胜文学优于其它流域的名胜文学;庐山风景区的名胜文学数量超过了其它州县名山;洪州江州亭台楼阁的书写多于其它州县城市。

二、赣鄱流域名胜文学研究的地理视角

研究江西名胜文学的重点或难点,是要回答江西风景是如何影响名胜文学的,名胜文学对江西地域文化起了怎样的传播作用;通过发掘名胜文学中的山水文化、民俗文化或建筑文化,来寻找江西地域文化开发的途径;通过比对赣鄱流域五大水系名胜文学创作内容与艺术表现的不同特征,来论证名胜诗文与地域环境之间双向互动的关系。然而,尤其重要的是,应研究名胜文学的创作环境以及名胜文化在江西地域的传播规律;复原名胜文学中的地理空间场景,将现实地理与文学地理联系起来,考察名胜文学与江西地理之间的内在联系。

曾大兴先生认为,“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互动关系,文学地理学的任务,就是对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读者)之间的各个层面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特点,并给予合理的解释。”事实上,名胜文学的研究向有“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两个概念,然而,我们应更多地关注“空间维度”的问题。“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是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各种文化因素的分布结构、形成条件,以及文化景观、文化生态的地域特征、演化发展等内容”,“所谓文学的‘空间风格’是指文学创作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受到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独特的地域特性。”那么,江西名胜文学在地理空间方面又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呢?

(一)地理空间在名胜文学中首先表现为“以名胜命题”的诗歌题目特色,这一特色呈现为“点式结构”状态。谭芳先生以为,从众多文学作品的题目就可以发现地理空间的指向,有些作品题目中的地理空间感是明显的,但有些作品的地理空间却是以一种隐性的形式出现。所以,“单从作品的题目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各种具有地理空间意识的内容,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作者或多或少会在题目中给予展现或暗示,这也证明了作品中的地理空间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当然,名胜文学题目更多的是以显性的形式出现的。唐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试图在江州的山水名胜中寻找人生的慰藉,“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江州司马厅记》)以上山水亭台,白居易大都在其诗作题目中予以书写,如其《北亭》、《宿简寂观》、《登香炉峰顶》、《宿东林寺》等等。在名胜文学中,以地名入题同样运用于其它文学样式里面。唐大和九年(835),李德裕因朝内争斗被贬袁州,李德裕在袁州留有大量赋作,他以江西地域山林的书写来倾诉其贬谪袁州的政治心态和文学情怀。如其行经丰城、鄱湖或长江地域时,先后留有《剑池赋》、《望匡庐赋》、《大孤山赋》、《项王亭赋》等等。李德裕有些作品题目看起来是属于“以隐性的形式出现”的那类,如《山凤凰赋》,赋作自序云:“仰山在郡之坤隅,高松翳景,名翚所集。”仰山,位于袁州城南,被誉为府之镇山,李德裕在袁州期间,时常在此借景抒怀。

地理空间的“点式结构”,具有名胜景观书写的相对稳定的特点。作家在某一独特时段活动于某一独特地域空间,其作品的描写空间是相对静止的或者是稳定的。白居易谪官江州为时三年有余,其地域景观描写以江州为中心,旁涉匡庐及鄱湖周边地区。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远谪岭南,七年之后又北归中原,两次往返路过虔州,在该地逗留一月有余,其描写山水名胜作品计有45首,这是以虔州——大庾岭作为书写中心,如《郁孤台》或《过大庾岭》,均是其代表作品。“点式结构”的景观描写,较多流露出作者的山水亭台的徘徊之意,作者有较充裕的时间来审视景致,静观默照之间自然交织着“空间维度”的地理观察以及“时间维度”的人生思考。

(二)地理空间在名胜文学中其次表现为景观与交通的双向互动,这一特色呈现为“线性结构”状态。严耕望先生倡导交通与文学、文化的结合,其《唐代交通图考·序言》云:“交通为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盖无论政令推行,政情沟通,军事进展,经济开发,物质流通,与夫文化宗教之传播,民族感情之融合,国际关系之亲眭,皆受交通畅阻之影响。”细而言之,名胜文学的“空间发展”也要依赖于便捷且稳定的交通线路。以唐宋而论,江西地域的赣江、信江或袁水已是极为成熟的水道,官僚文士莫不借道东进西出、南来北往。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李翱赴任广州,其溯钱塘江转信江,渡鄱阳湖入赣江,翻越大庾岭进入岭南;在《来南录》中,李翱简洁地纪录了江西地域沿途的君阳山、干越亭、擔石湖、徐孺亭、大庾岭等文学景观。宋乾道八年(1172)范成大任职静江府,其《骖鸾录》是作者自平江府(今苏州)赴静江府(今桂林)上任的全程记载,在江西地域作者先后纪录了沿线所涉的干越琵琶洲、洪州滕王阁、临江园林、袁州仰山等人文和自然景观资源。以上两位所历经的,皆是当时极为繁华的临安——广南线路。如果以文人行旅之作加以推考,不难发现,重要交通线上所书写的作品几乎都是日记体式的景观纪录,具体且直观。如苏轼晚年迁谪岭南,他借道江州——大庾岭驿路,自北而南,沿途诗人留下了《过庐山下》、《望湖亭》、《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江西一首》、《天竺寺》、《过大庾岭》等作品。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朱彝尊再游岭南,沿途他以地名为题,写下了大量纪游诗作,如《玉山》、《广信》、《铅山》、《弋阳》、《贵溪》、《安仁》、《瑞洪》、《自赣州至南安滩行口号二首》等等。

以地理交通的视角来审视名胜文学,还应综合地考虑到文人们旅途的水陆兼行。“宋代交通与运输,均顺其自然发展,视其当下之需要,而取其快便者。如水便则用水路,陆便则用陆路。故无论人或物之传送,每多以陆转水,或以水转陆。”如《骖鸾录》载,范成大至隆兴府后,乃改走江边陆路,经过万安驿、新喻县、分宜县而达袁州。淳熙七年(1190)冬,陆游趁抚州任上之便,有过筠州之行,其后再由洪州取道进贤返回抚州,其《进贤驿感怀》云“环走几千里”,诗人走的即是陆路。当然,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它们在名胜文学中所起的是沟通或桥梁的作用。自然山川、亭台楼阁或人文古迹,它们在文人笔下的描写往往是小景区的孤立的状态,然而,一旦用线性交通将它们连缀起来,可以发现,这实在是一道道灿烂的人文风景。

地理空间的“线性结构”,是在地理交通背景下的名胜景观的写实纪录,其特征通常是动态的。当名胜文学的第三波溯游至第二波或者是第一波时,其依赖的即是水道或者陆路的便捷功能。换个角度,按照这一思路来理解,一个作家笔下的大景观或者大空间,应该是某一时段某一区域的系列景观的动态描摹和有机组合,若撇开赣江水道来谈苏轼的江西之作,或者撇开饶河、鄱湖水道而论李纲景观文学,其得出的地理空间的结论都有可能是不全面的或者是支离破碎的。

(三)地理空间在名胜文学中又表现为作家地理倾向和作品地理倾向,这一特色呈现为“面状结构”的情景。“地理景观的差异,通过创作主体的心灵化表现为文学意象的‘物境’层面的地域空间差异,……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中心和重心亦应‘空间转向’,由注重文学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空间(第一空间)关系和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环境(第二空间)之关系的研究而转向以‘文学景观’为核心的空间意象的研究(包含在所谓第三空间的内涵中)。”

依照文学地理这一理论,我们可以将名胜文学的“面状结构”理解为二元组合。一是作家在地理空间中所表现出的独特关系和独特效应,名胜文学在某一特定区域形成比较稳定的作家群的团队创作。如庐山风景版块的“白莲诗社”,慧远大师于晋武帝太元八年(383)上庐山宣扬佛法,并进行了小有规模的山水创作,其中还特别地接纳了陶渊明等人进入诗社。唐大和九年(835)李德裕贬为袁州长史,他曾在化成岩苦读,并留下大量作品,他直接地影响了袁州本地文士如卢肇、杨鸿、黄颇等辈的仕进,也形成了吟咏袁州山林的人文之盛。唐贞元六年(790),王仲舒主持重修滕王阁,并作《滕王阁记》(已佚),王绪同时作有《滕王阁赋》(已佚),这两篇作品,与王勃《滕王阁序》齐名,史称“三王记滕阁”。“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历代文士竞相登临尽情书写,据搜罗较为全面的《滕王阁诗文广存》一书,里面约有作品1970篇。在江西名胜文学中,事实上形成了庐山景观文学组团或者袁州文学组团等等,后世有关诗歌的编集也大多以地缘作为标准,因此,我们考察作家的地理倾向,不能不关注其特定的社会或文化空间的影响因素。

二是作品在地理空间中所蕴涵的或所描写的现实空间、想象空间或者心理空间。山水名胜作家,善于将各类地理空间串联起来,如自然地理空间的山川河流、亭台楼榭,人文地理空间的名人故居、城乡驿站,它们在文学作品的描写中总是彼此交织的。名胜作品所营造的物境、情景通常是雄伟开阔或者玲珑有致的,如庐山瀑布、五老峰峦或者鄱湖明月、渔舟唱晚等等,该类空间元素较易把握。然而,另有一类有关名胜文化的故事,就有待于我们去发挥想象、去丰富补充了。如“舟中贾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苏轼《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小姑小年嫁彭郎,大姑不嫁空自孀。”(杨万里《大孤山》)鄱阳湖口与长江交接处有大孤山、小孤山以及彭浪矶,后世作家在作品中喜好编织“大姑”、“小姑”与“彭郎”的爱情故事。又《鹤林玉露》载,修水深山间有小溪,其渡曰“来苏”,盖子由贬高安监酒时,东坡来访,经过此渡,乡人引以为荣,故名曰“来苏”。那么,东坡在修水山林间,又留下过怎样的游踪呢?!看来,山水名胜文学之中所寓含的想象空间是漫无边际的,后世读者有责任对里面的地理空间场景作还原或复原的工作。

地理空间的“面状结构”,是作家在独特地理环境中的社会、文化空间建构,也是作品文本中多种类型空间的书写。既云“面状”,便意味着作家与周边环境的接触,便意味着某一地域文学特色的显露,便意味着文学作品在空间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展开。因此,对于某一地域景观作家群,不妨作宏观的考察;对于特定文学文本的景观空间,不妨作多元的地理解读。

概括起来讲,上述有关名胜文学“地理空间”的点、线、面的三方面叙述,可以称之为名胜文学的三维立体结构。“点式结构”呈现稳定特点,有助于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线性结构”乃作家作品的地理沟通,有助于建构和组合文学的大格局和大空间;“面状结构”是文学在某一区域空间的内容与形式的平面展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可以说,名胜文学犹如“点式”的珍珠,它串缀在地理交通的金线或银线上,在不同的地域空间形成了一幅幅极具深度和广度的璀璨画图。

总结全文,笔者以谓以下几点值得重申:

(一)赣鄱流域名胜文学与地理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名胜文学中的地理交通或者景观分布,有助于打破传统的名胜文学研究的俗套,有助于寻找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二)赣鄱流域名胜文学的研究,具有课题研究的示范价值。该研究对岭南、吴越、湖湘、荆楚或三秦等地域(或流域)名胜文学以及名胜文化的研究皆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作家、作品、读者以及地理的问题,是名胜文学立体研究的几个重要元素,文学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我们无法回避文学的地理开发利用问题。本文原拟第三部分内容“赣鄱流域名胜文学开发的地理途径”即是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思考,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四)以文学地理学来审视或研究名胜文学,有待于进一步规范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有关名词术语。笔者极为赞同曾大兴先生的观点,“我们需要从事文学地理学基本原理的研究,需要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一套概念。”无论是陶礼天认为的“文学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严重贫血,还需要认真地深入地研究文学地理学原理”,还是邹建军等强调的“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等等,这些均是针对学科或学术规范的呼吁,希望名胜文学的地理研究有助于文学地理学理论的建树或阐释。

 

           (陈小芒: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