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盛唐入陇诗人的动态分布与空间书写——以王昌龄、王维、高适、岑参为例
  • 2017-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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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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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顾祖禹曾曰:“欲保关中,先固陇右”“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而“河陇”一词是历史上人们对于河西、陇右的合称。河陇地区指今六盘山以西,新疆以东,包括河西走廊及其南北边缘地带,以及青海省的一部分地区。河陇地处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是农业文明与畜牧文明混杂并存的地区,东部的黄土高原地带以农业的早期开发而著称,西部的河西走廊则以畜牧业的发展称誉史册。河陇与毗邻的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及西部的西域、中亚,多为游牧民族繁衍驰骋的地区,不同时期崛起于西北的各游牧民族要向文明挺进、问鼎中原,无不以河陇为跳板,从而使这一地区成为民族迁徙融合的舞台,同时也成为历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攻战争夺的桥头堡。如此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河陇率先接受了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洗礼,融胡汉东西文明于一体,成为日益开放、日益发展、日益繁荣的地区。

“志士每多登陇首,诗家端爱唱边声”。在初盛唐时期,有不少诗人受时代精神的鼓舞,为实现抗敌卫国的雄心壮志而奔赴河陇。据笔者粗略统计,在初盛唐时期,踏上河陇大地且留有诗作的诗人大约40余人,其中有幸灵州的唐太宗,有被贬边地的李百药、来济,有远赴安西北庭的骆宾王、岑参,有从军出征的苏味道、乔知之、陈子昂、王昌龄,有为官驻守河陇的李峤、张敬忠、王维、颜真卿、严武、高适,有身为使臣的王无竞、郭震、张宣明,还有客居秦州而后入蜀的杜甫等等,这些诗人由于各种原因而行抵河陇大地,他们的河陇行长则数年,短则月余,有些诗人甚至不止一次踏上西行的漫漫征途。按照文学地理学的观点,“文学家的迁徙、流动地的分布,则属于‘动态分布’”“一个文学家迁徙流动一个新的地方,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的地理环境的影响,自然会对新的所见、所闻、所感,作出自己的理解、判断或者反应,并把这一切表现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唐代入陇诗人笔下的河陇诗,反映河陇地区的山川地理、人文历史、气候物产和民俗风情,以及唐代诗人在河陇地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心理等,为研究河陇地域文学与文化,提供了丰富而宝贵资料。

一、动态分布:王昌龄、王维、高适、岑参河陇行考述

自汉代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以来,河陇就成为保障中西交通的重要枢纽。当年为凿通丝路,西汉王朝与匈奴交战多年。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漠南之战,汉王朝打败了右贤王的主力,解除了匈奴对西汉京城的威胁;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河西之战,打败了匈奴的休屠王、浑邪王,控制了河西走廊,开通了通向西域的道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打败了左贤王,消灭了匈奴的主力,最终形成了丝绸之路。

河陇位于丝绸之路的东段,此段的丝路由两条线路组成。一条是北道:沿泾水河谷西北行,经今甘肃泾川、平凉,由宁夏固原境内过萧关,并由甘肃靖远境内过黄河,再往今甘肃景泰方向至河西走廊;一条是南道:沿渭水河谷西行至今陕西宝鸡,西北行由陇县越陇山至今甘肃天水、兰州;或由通渭至今临洮西北行到临夏,过黄河西行至青海湖,在北行经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至今甘肃张掖市,或由青海湖西行至新疆的婼羌。

大唐王朝自立国以来,内忧外患,西北边疆战事频繁。贞观四年(公元630)唐打败东突厥,贞观八年(公元634)大败吐谷浑,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平定高昌,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打败西突厥。经过这一系列战争,唐王朝将陇右河西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打通了唐与西域的交通。从此,唐朝强大的势力,延续大约一百多年,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高峰。这一切都为初盛唐诗人的河陇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唐代究竟有多少诗人曾经翻越陇山行至河西,随历史风尘的远去,今天我们已无法计数,但在翻检古籍文献、查阅《全唐诗》、《全唐文》等资料时,其字里行间却又依稀可见唐代诗人行走陇右、驻留河西的足迹,而且从中可以看出自汉代形成的丝绸之路,仍是唐人入陇的必经道路。唐代入陇诗人的诗题,大致可反映其入陇的线路,如王昌龄有《山行入泾州》、张蠙有《过萧关》、王贞白有《晓发萧关》等,显然这些诗人是由北线入陇,而卢照邻有《陇头水》、骆宾王有《至分水戍》、岑参有《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经陇头分水》、高适有《登垅》、李商隐有《自南山北归经分水岭》等等,这些诗人则是经南线入陇。

下文在查阅古籍资料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粗线条地勾稽盛唐著名诗人王昌龄、王维、高适、岑参与河陇有关的流年往事,虽然是挂一漏万,但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根据“时间先后”和“空间离合”的线索,对盛唐四位著名诗人河陇行的时间、原因、行迹及交游情况等考述如下:

公元725年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九月,王昌龄西行出塞,作边塞诗多首。    

公元726年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秋冬之际,王昌龄经萧关、泾州等地东归,有《塞下曲》诸诗。

公元737年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秋,王维以监察御史为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判官,出塞途中所作,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名句。

公元738年  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王维罢河西节度判官归京;本年春夏间,维在凉州有诗作。    

公元746年  唐玄宗天宝五载:春,王维使至榆林、新秦等郡,作歌;又至河西,为王倕作祭沙陀鄯国夫人文。

公元748年  唐玄宗天宝七载:八月,颜真卿以监察御史奉使河西、陇右,岑参作歌送之。

公元749年  唐玄宗天宝八载:冬,岑参迁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充安西判官,赴高仙芝幕,出塞途中,诗作甚多。    

公元751年  唐玄宗天宝十载:高仙芝调任河西节度使,岑参也随往河西节度使治所武威,有诗忆长安。

五月,高仙芝与大食战,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时岑参在武威安西幕中,有诗送刘单赴军事前线,并呈高仙芝。

六月,岑参罢安西幕东归,经临洮,有诗留别祁乐。

公元754年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表严武为节度判官,高适为左骁卫兵曹、节度掌书记。

高适自河西使长安,复归河西,杜甫作诗送之;适在归途中亦有诗作。

岑参赴安西封常清幕,途经陇山、临洮、凉州、玉门关,均有诗作。

九月,哥舒翰收黄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阳郡,高适作《九曲词三首》颂其边功。

冬,高适在武威,与同僚过访杨炎,各有诗作。

公元755年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七月,高适在武威,与奉使西来之窦侍御有诗唱和。

八月,高适在武威,与李希言等送窦侍御还京,各有诗作,适为之序。

盛唐四位诗人入陇情况简表

姓名

生卒年月(公元)

入陇时间(公元)

入陇原因

入陇年龄

王昌龄

698757

725

游边

27

王维

701761

737/746

使边、为官

36/45

高适

702765

754

为官

52

岑参

715770

749/754

途经、为官

34/39

以上资料显示,在盛唐这四位诗人中,最早西行的是王昌龄,十二年后,王维到凉州,先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劳军,后为河西节度使崔希逸的判官,任职一年有余。九年之后王维又以使者的身份,到过河西一带。王维之后,岑参曾先后两次远赴安西幕府,往返之间,途径临洮、凉州、玉门关等河陇广大地区,第一次是在天宝八载(公元749年),赴高仙芝幕;第二次是在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岑参赴安西封常清幕。也就是在天宝十三载这一年,高适入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幕,为节度掌书记。以上四位诗人入陇时间虽然有先有后,入陇目的各不相同,但毫无疑问的是亲历河陇的生活,使他们的诗歌创作洞开一域,从而具有鲜明的西北地域特征。而“通过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可以考察文学家所接受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影响;通过文学家所接受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影响,可以考察文学作品的地域性;通过文学作品的地域性,可以进一步了解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可以复原中国文学的真实图景。”的确,盛唐这四位诗人入陇之后,他们的诗歌创作从题材、主题、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方面,皆呈现出空间书写的河陇地域特征。

、空间书写之一:关隘诗

关隘是边疆地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历史上战争和军事防御的产物。作为塞防之地,古代的关隘多依赖高山、河流、沙漠等天然屏障而设置,“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便充分显示出关隘在战略防御中的重要地位。为防御边外或边疆民族的侵扰,河西陇右自战国时期就开始设关置隘,以陇关、萧关、玉门关和阳关为代表的河陇关隘,不仅用于军事防御,而且在保护对外交通、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居乐业等方面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从汉至唐,虽然陇关、萧关、玉门关和阳关的关址数次发生变化,但唐代诗人对这些雄关要塞的关注和吟咏却从未间断过。

(一)陇关(陇山、陇头、陇头水)

在唐代,人们由关中西赴河陇,一路之上必须翻山越岭、渡河跨水,经关过驿、穿越沙漠,路途之艰辛,行程之漫长,非亲历者是很难想象的。在当时由秦川登陇首,首先要面对的便是陇山(又称“陇头”)。陇山是矗立于陕、甘交界和宁夏南部的一座高山,是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的界山,山体呈南北走向,南北长240公里,东西宽40公里至60公里。《读史方舆纪要》云:“(陇山)山高而长,北连沙漠,南带汧渭。关中四塞此为西面之险”而陇关就位于海拔2000多米的关山上。关中政权之所以于陇山上设立关隘,其目的是为了防范少数民族政权内侵,用以拱卫京师的安全。

陇山又有北段和南段之分。陇山的北段称大陇山,亦称六盘山,山岭高峻,海拔多在2500米以上;南段称为小陇山,亦称陇坻、陇坂、分水岭及关山等。陇山东陡西缓,东为陇东黄土高原,西为陇西黄土高原,是泾河与渭河支流葫芦河、牛头河、汧水的分水岭。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秦州》记载:“小陇山,一名陇坻,又名分水岭。隗嚣时,来歙袭得略阳,嚣使王元拒之。陇坂九回,不知高几里。每山东人西役,升此瞻望,莫不悲思。陇山有水,东西分流,因号驿为分水驿。”另据《陕西通志·山川》记载:“陇山即陇坻,一名陇坂,一名小陇山。又名鹦鹉山,在州西六十里,接巩昌府清水县界(《州图》)。”“汧水出县西山,世谓之小陇山。高险不通轨辙,即古陇坂也。其坂九回,不知高几许,欲上者七日乃越。高处可容百余家,有清水四注下,即陇头水也。(《三秦记》)”由此可见陇山的重要性,一则由于山势高险,东望关中,西控陇右,可作为天然地理屏障,起到了以山为塞的作用;二则由于陇山向西外接大漠边陲,翻过此山便意味着离开中土,故极易产生去国离乡之情。所以“陇关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远远超出了其作为阻隔人们视线的天然屏障的意义,而是人们在精神上划分乡土分界的代名词。”

唐代经南线入陇的诗人,一般多吟咏陇山之高、陇头之险、陇水之悲,高适和岑参也不例外:“陇水何年有,潺潺逼路傍。东西流不歇,曾断几人肠。”(岑参《经陇头分水》)“陇头远行客,陇上分流水。流水无尽期,行人未云已。浅才登一命,孤剑通万里。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高适《登陇》)“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虽然有“感知己”、“奉王事”信念的支撑,但呜咽的陇头流水,让他们在“远行客”、“孤剑”、“一身”的羁旅行愁中,不禁产生了对故乡亲人的深深怀念。由此可见,以“陇关”为题材的诗歌,多反映思亲恋乡的主题。

(二)萧关

“回中道路险,萧关烽候多。”(卢照邻《上之回》)萧关古名亦称回中。作为拱卫关中的西北屏障,道路艰险难行,山头烽燧相望,它是陇东通向河西、关中通往塞北的交通要道。先看看王昌龄经过萧关的感受吧:“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出塞入塞寒,处处黄芦草”。(《塞下曲四首》其一)诗人途经萧关,风寒草枯,一片空寂萧瑟,令人不禁顿生故乡之思。

萧关之设,由来已久。据记载,最初的萧关或许始设于战国秦灭义渠戎、筑长城以拒胡之际。其关址在朝那,即今固原县东南部。西汉前期,汉匈之间基本上仍以秦昭王长城为界,萧关自然成为汉防御劲敌匈奴的险关要塞。汉武帝在反击匈奴战争时期,曾先后两次亲临萧关等地巡视。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冬,十月,“上祠五畤于雍,遂逾陇,西登崆峒。……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元封四年,冬,十月,武帝“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这充分反映了武帝对萧关等防御匈奴作用的重视。

唐代有不少诗人留下出入萧关、行抵陇原的踪迹,如王贞白的《晓发萧关》、陶翰的《出萧关怀古》、于邺的《秋夜达萧关》、张蠙的《过萧关》等。“凉秋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山草”(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王维《使至塞上》)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让人们记住了“萧关”这个大西北的重要边卡。“萧关陇水入官军,青海黄河卷塞云。北极转愁龙虎气,西戎休纵犬羊群。”(杜甫《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其一)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6),吐蕃数万人围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十月,朔方节度史路嗣恭率兵在灵州城下打败吐蕃,收复萧关,杜甫为庆贺胜利作了这组诗,此时的“萧关”已成为边塞战争的晴雨表。

(三)玉门关和阳关

玉门关和阳关在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地僻路远,风沙肆虐,自然环境十分恶劣。自汉代以来,阳关和玉门关作为毗邻胡、戎的战略要地,早就成为界域中外的“国门”象征。

玉门关,汉武帝时因西域输入玉石时取道于此而得名。汉时成为通往西域各地的门户,是重要的军事关隘和丝路交通要道。据《汉书•地理志》载,玉门关与阳关均位于敦煌郡龙勒县境,皆为都尉治所,为重要的屯兵之地。当时中原与西域交通莫不取道两关。而这两座雄关要塞,从初唐至晚唐,战争的阴云挥之难去。玉门边尘、河陇陷蕃,诗人们的目光始终关注着西北边陲,特别是那些曾经亲历河陇关塞的诗人,对此感慨尤深:“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王昌龄《从军行》),“酒泉西望玉关道,千山万碛皆白草”(岑参《赠酒泉韩太守》),“玉关西望堪肠断,况复明朝是岁除”(岑参《玉关寄长安李主簿》),“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烽。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七),“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南邻犬戎北接胡,将军到来备不虞。”(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这些诗歌写尽玉门关的遥远、孤旷和凄凉,以及潜在的战争风云在不露痕迹描写玉门关地僻形要的同时,还反映出戍边将士以及诗人自己不畏艰险、保家卫国的豪情,充满了英雄主义的豪气。

玉门关在唐人的笔下,还象征着生死鬼门关,而这一涵义与汉代名将班超的典故密切相关。据范晔《后汉书•班超传》载:“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于远处绝域,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蛮夷之俗,畏壮侮老。臣超犬马齿歼,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昔苏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节带金银护西域,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 书奏,帝感其言,乃征超还。超在西域三十一岁。”很明显,这里的玉门关已包含了征人生入中土的强烈愿望。所以,经过唐人的反复吟咏,一方面玉门关作为界域中外“国门”的文化内涵被传承下来,另一方面又增加了生死鬼门关的深刻含蕴。初唐被贬庭州的来济,在《出玉关》诗中云:“敛辔遵龙汉,衔凄度玉关。今日流沙外,垂泪念生还”,此即为一例。

自两汉经魏晋迨至隋唐著名的古丝绸之路到敦煌分为两道,自玉门关出是为北道,自阳关出是为南道。阳关与玉门关互成犄角之势,南北策应,共同构成了河西走廊西端通往西域的重要门户。

对于中原人而言,阳关同玉门关一样,也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关塞。在入陇诗人笔下,阳关也饱含着复杂的情感:“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别家逢逼岁,出塞独离群。发到阳关白,书今远报君”(岑参《岁暮碛外寄元撝》),“阳关万里梦,知处杜陵田”(岑参《过酒泉,忆杜陵别业》)等等,可以看出,在唐人的心中,西出阳关同西出玉门关一样,令人愁情满怀,这些诗句都包含着边地征人思归念亲的浓情挚意,所以,王维才有“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的叹息。

三、空间书写之二:边城诗

众所周知,古代边城重镇的出现,往往与其防御性的位置、道路交汇点、河流渡口、海岸位置以及当地的资源等因素密切相关。河陇从地理位置上说,它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是护卫关中的战略要地,所以,汉武帝陆续设立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沿途还筑设许多烽燧及亭障,这些自汉代以来逐渐形成的重城要塞,在保边卫土、中西交流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唐代西部疆域超过汉朝,唐王朝在击败东、西突厥之后,一举控制西域各国,并在河西走廊分设凉、甘、肃、瓜、沙五州,及诸多要塞关卡,以确保丝路畅通。所以入陇诗人才将西部的边城重镇一一摄入诗中。

(一)凉州

凉州又称西凉,古代十三州之一,因凉州在中国的西部,故称西凉,意为“地处西方,常寒凉也”。古凉州即指今天甘肃省西北部的武威市,史有“四凉古都,河西都会”之美称。自汉武帝开辟河西四郡后,历代王朝曾在这里设郡置府,东晋十六国是前凉、后凉、西凉、南凉、北凉国以及隋末的大凉政权先后在此建都,使凉州成为长安以西的大都会,中西交通的咽喉,丝绸之路的重镇,民族融合的熔炉。据《凉州府志》记载:“其地势西北斜出,在南山之间,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时号为断匈奴右臂。”王隐《晋书》曰:“凉州有龙形,故曰卧龙城。”东汉以后,天下动乱,而只有河西这一带安定繁荣,当时有不少中原人逃往此处避难。天宝年间,凉州曾改名为武威郡。乾元元年又改回凉州之名,其后“凉州”和“武威”两个名称反复更变使用。凉州素有“银武威”之称,因为这里土地肥沃,水利资源丰富,利于灌溉,农业发达,是“人烟扑地桑柘稠”(元稹《西凉伎》)的富饶之地;同时又被视为“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的军事战略要地和“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的商埠重镇,因此它也成为唐代诗人作品中的“常客”。

“凉州三月半,犹未脱寒衣”(岑参《河西春暮忆秦中》),“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开”(岑参《登凉州尹台寺》),岑参行至凉州对当地寒冷的气候感受很深,它虽然不同于轮台“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寒冷,但比起中原地区要萧瑟艰苦得多。“朝登百尺峰,遥望燕支道。汉垒青冥间,胡天白如扫。忆昔霍将军,连年此征讨。匈奴终不灭,塞下徒草草。唯见鸿雁飞,令人伤怀抱!”(高适《武威作二首》其一)面对河西寂寥的景色,诗人的怀古之情油然而生。诗中虽然没有太多的景物描写,但“胡天白如扫”一句,却将河西风光的特点挥洒出来,非亲历河西者是很难写出来的。

唐前期的凉州是可以与扬州、益州等城市并列的第一流大都市,这在岑参的诗中有所反映:“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这首诗既描绘凉州这座西北重镇的气派和风光,又反映出民族杂居的边城歌舞繁华的和平与安宁。

(二)金城

金城始建于公元前86年。据记载,因初次在这里筑城时挖出金子,故取名金城,还有一种说法是依据“金城汤池”的典故,喻其坚固。西汉初,依秦建制,金城仍为陇西郡辖地。到了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军西征匈奴,在金城西设令居塞驻军,为汉开辟河西四郡打通了道路。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在今兰州始置金城县,属天水郡管辖。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又置金城郡。宣帝神爵二年,赵充国平定西羌、屯兵湟中后,西汉在金城郡的统治得到加强,先后又新置七县。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并金城郡于陇西郡。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西羌起义,金城郡地大部被占,郡治由允吾迁至襄武(今甘肃陇西县),十二年后又迁回允吾。东汉末年,分金城郡新置西平郡,从此,金城郡治由允吾迁至榆中(今榆中县城西)。两汉、魏晋时在此设立金城县。十六国前凉时又移金城郡治于此。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废郡置州,在此设立兰州总管府,“兰州”之称,始见于史册。

唐统一中国后,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复置兰州。八年置都督府。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又改为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复改为金城郡。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又改金城郡为兰州,州治五泉,管辖五泉、广武二县。

金城地处河陇的中心地带,是西行的必经之地。高适和岑参都曾由此西去,他们笔下的金城令人难忘:“古戍依重险,高楼见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庭树巢鹦鹉,园花隐麝香。忽如江浦上,忆作捕鱼郎。”(岑参《题金城临河驿楼》)诗中的“古戌”指古代戌边的城堡,“重险”指的便是今日的金城关。诗歌描绘这座塞上名城的地理形要和依山傍河的景色及地方物产,寥寥数笔便勾画出金城兰州的险峻、沧桑和丰富的物产。高适的《金城北楼》则在描写金城美景的同时,抒发了自己的仕途感慨和对边疆战争未能平息的忧虑:“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画中。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垂竿已羡磻溪老,体道犹思塞上翁。为问边庭更何事,至今羌笛怨无穷。” 天宝十一载(公元752)秋冬之际,高适经人引荐,入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幕中充任掌书记。此诗即写于离开长安赴陇右途经金城之时。高适隐身渔樵数十年,刚做了几年县尉又不堪吏役而辞去官职,可谓饱尝世途的艰辛。此次赴陇右幕府,虽然他渴望已久,但未可预卜的前途,又让他有几分迷茫,所以诗人站在金城北楼,远眺旖旎的风光,却又无法忘记边城潜在的战争之忧。

(三)敦煌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处。它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罗布泊,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在这个靠近沙漠戈壁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自古以来人杰地灵,民风古朴。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以狩猎为主,并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夏、商、周时期,敦煌属古瓜州的范围,有三苗的后裔,当时叫羌戎族的在此地游牧定居。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战国末期,大月氏人赶走乌孙人、塞种人,独占敦煌直到秦末汉初。汉武帝时,河西地区归入汉朝版图,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置敦煌郡并设阳关、玉门关。东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李暠建西凉国,初都敦煌。北魏初(公元439年)置敦煌镇,公元526年置瓜州,敦煌均为治所。隋初废郡置瓜州,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复置敦煌郡。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置沙州,此时的敦煌进入历史兴盛时期。

在盛唐四位入陇诗人中,写到敦煌的诗作,仅存岑参的《敦煌太守后庭歌》一诗:“敦煌太守才且贤,郡中无事高枕眠。太守到来山出泉,黄砂碛里人种田。敦煌耆旧鬓皓然,愿留太守更五年。城头月出星满天,曲房置酒张锦筵。美人红妆色正鲜,侧垂高髻插金钿。醉坐藏钩红烛前,不知钩在若个边。为君手把珊瑚鞭,射得半段黄金钱,此中乐事亦已偏。”这首诗作于天宝八年(公元749),岑参赴安西途经敦煌之时,虽然是一首应酬之作却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诗人赞颂敦煌太守治郡有功,描写其后庭灯红酒绿的华宴生活,此时的敦煌似乎缺少了些许边塞的“烽火味”,但它客观反映出敦煌社会的一个侧面。

综上所述,盛唐诗人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将从军边塞、立功边疆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王昌龄、王维、高适、岑参四位盛唐入陇诗人便是唐代众多有识之士的代表,他们的河陇行及其河陇诗,早已成为了解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成为感召后人的精神力量,也成为研究地域文学不可或缺的范例。正如曾大兴先生所言:“一个地方的文学家的分布数量的多寡,反映了一个地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优劣,也是衡量一个地方的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唐代河陇文学在诗歌、散文、小说等各个领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河陇本地涌现出诸如权得舆、王仁裕、李约、赵微明、牛峤和牛希济等知名文人,这或许与唐代诸如王昌龄、王维、高适、岑参等许多诗人的入陇咏陇不无关系。换言之,经过唐代入陇诗人和河陇本籍作家的共同努力,才带来了唐代河陇文学的繁荣发展。

 

(刘洁: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