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西部文学地理学研究构想
  • 2017-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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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张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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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文学地理学”,是借助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和方法,来系统研究西部作家、作品的地理分布及其迁移,地区景观对作家风格和区域文学风格的影响,方言与地域文学的关系、民族融合对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等问题的跨学科课题,其核心问题是研究文学中的人地关系。西部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部文学赖以产生的独特地理环境。套用一句俗语来说,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学”,这是有道理的。西部文学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地,是“高迥沉寂空旷恒大”的内陆(昌耀《内陆高迥》),它雄奇、辽阔、神性,然而又干旱、寒冷、贫穷,它以博大包容一切,以坚毅忍耐一切。西部养育了它的本土作家,也吸纳那些败北的“失道者”,赋予他们灵感、素材,塑造了他们卓绝的人格和西部文学的独异秉性。

尽管对西部文学之“西部”的界定存在分歧,但考虑到自然环境、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等综合因素,我认同将西部文学的“西部”界定为陕、甘、宁、青、新西北五省区加西藏和内蒙中西部。这个西部,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研究的历史回顾

中国文学地理学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已经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成绩,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地理学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1990年代中后期由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樊星的《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主要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但其中已经涉及到文学地理学的问题。

1980年代中期提出的“西部文学”概念,本身包含着文学地理(地区)意识的觉醒,但早期的西部文学研究,主要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切入的,强调的是西部文学的“文化”特征而非“地理”特征。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几部研究西部文学的专著,在部分章节中涉及到西部文学的地理问题,尤其是肖云儒在《中国西部文学论》第二章《中国西部自然和人文地理特色及其对文化艺术的影响》和李兴阳在《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第二、三章对作者身份的界定和自然景观的描述。

余斌是较早在宏观层面从地理角度界定西部文学的学者,他在《论中国西部文学》(《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5期)从民族地理、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三个方面对西部文学的地理范围作了界定。

早期从地理角度研究西部文学的多为西部作家论和作品论,李镜如《张贤亮小说创作中的地方特色》(《固原师专学报》1985年第2期),认为张贤亮小说的鲜明地方特色,表现在他善于抒写自己熟悉和热爱的自然景物、地方风光等地理环境,也得力于富有大西北浓郁乡土生活气息的语言(方言)。颜纯钧在《张承志和他的地理学文学》(《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敏锐地捕捉到张承志创作中的“地理学”问题,并对他作品中各种“地理”因素作了细致的分析。姑丽娜尔·吾甫力在《维吾尔文学研究的人文地理学视角》(《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以艾合买提·孜亚依叙事长诗《热比亚与赛丁》为例,分析了作者对于喀什的地域文化意识赋予作品的地域文化色彩。

梁璐以人文地理学者的视野和研究方法,对当代陕西文学空间分布和地域差异的特点、成因及其变化做了相当细致的考察和分析,由于她跨学科的视野和图表、统计方法的运用,给我们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西部文学提供了很多方法论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研究现状的梳理可以看出,运用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和方法研究中国西部文学,尽管已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但还处在探索的阶段。把产生于具有地理相似性的西部区域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被文学史忽视的空间维度,在文学史的线性时间之外,拓展和丰富文学研究的内容。所以这一课题的研究意义,不仅在于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的拓展上,而且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尝试的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西部文学地理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文学地理作为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是研究文学史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中国西部独特的地理状况(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是影响西部文学整体风貌的一个重要因素;作家地理分布的历时变迁会带来文学中心的转移,解放以后大量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西进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东西差距缩小,从而为新时期西部文学的崛起准备了人才队伍;民族特色和方言特色也是西部地理赋予西部文学的独特之处。

1 西部地理大发现与西部文学的崛起

古代中国的西部,虽有过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学和辉煌灿烂的边塞诗,但与中原地区相比,西部文学的发展呈现出历时的不均衡性。回顾西部文学的历史,其中一条重要的规律是,西部文学的繁荣期往往伴随着西部地理的大发现,这在唐代的边塞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20世纪中国西部文学来说,它的四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阶段都与西部地理大发现有关。一是19世纪末外国探险家如斯文·赫定、兰登·华尔纳、科兹洛夫等的探险和考察,他们的考察游记,呈现给世人一个神秘而充满异域情调的西部,从而吸引着此后一批又一批的中外人士前来汲取文学的灵感;二是20世纪30、40年代抗战和内战期间,一大批作家和知识分子因躲避战乱或工作需要来到西部,写下了为数不多但却脍炙人口的西部游记、日记,如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茅盾的《西北行》、顾颉刚的《西北考察日记》等。三是1950年代经国家分配或志愿支边来到西部的作家,呈献给我们一个辽阔而富饶的西部,如闻捷的《天山牧歌》、李季的《玉门诗抄》等;四是1950年代后期因“反右运动”而流落西部的“右派”和文革期间因“上山下乡运动”来西部插队的知青,他们长期生活在西部,西部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构成了他们八十年代以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源泉;而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化热”,再次使人们发现贫穷而又神奇的西部。

2西部作家的地理分布

文学地理学是文学地理学的融合,作家是人地关系、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中介和纽带,所以研究一个区域的文学地理,首先要考察它的作家的地理分布状况。这里我们要考查两个问题:

一是作家的籍贯问题。从个体来说,考查作家的籍贯可以了解一个作家文学气质的最初形成,以及与其居留地的整体文学风格之间的关系,并进而说明地理空间的改变对作家风格的影响,比如我们可以考虑王蒙、张贤亮、昌耀这些作家的西部经历对其创作风格的影响;而作家群体的籍贯,则可以说明文学风气因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空间移动和变化,比如20世纪中国西部文学,本土作家和移民作家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移民作家的增加,给本土文学带来的变化是属于空间地理范畴的。

第二个问题是作家群体的移动和文学中心的转移。抗战前现代文学史上有名有姓的西部本土作家可谓凤毛麟角,抗战期间延安作为一个文化中心,吸引了一个庞大的作家群落,对战后西部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辐射带动作用。解放后众多作家通过国家分配、支援西部、劳改流放、知青插队等方式来到西部,为八十年代西部文学的崛起奠定了人才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移民作家的带动下,本土作家的成长使得西部文学能够长期延续和保持活力,从而形成了与解放前迥异的中国文学版图。

3 西部地理景观对西部文学的影响

地理对文学的影响,是通过作家这个中介环节来实现。它直接表现为地理给文学提供了一种表现的对象和材料,间接地表现为对作家审美风格和作品风格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一个区域的文学整体风格和面貌。

要说明西部特殊的地理环境对西部文学的影响,首先要明了西部独特的地理环境。

西部地处中国地形中的第一阶梯(青藏高原)和第二阶梯中的大部(内蒙高原、黄土高原的西部、北部以及辽阔的新疆腹地),概括来说,西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具有如下特点:地势高迥,气候干旱寒冷,地形多为高原大山、戈壁荒漠;生产落后,物质匮乏;民族众多,人口稀少;文化多元共生,多远古遗风。

这独特的地理景观,首先赋予西部文学独特的意象:冰山,黄土,草原,羊群,森林,戈壁,骏马,飞鹰,长河……,试想张承志、张贤亮、贾平凹、路遥、昌耀、周涛,他们的作品无不以其鲜明的西部景观擦亮人们的眼睛;其次,它又是作家灵感的源泉。且不谈西部地理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作家心灵哺育,既使是那些作为过客的流放或劳改作家,他们无不感慨西部这块神奇的土地给予他们魂牵梦萦的灵感。王蒙在谈到《夜的眼》的创作时说:“至于新疆,那里的高山湖泊给了我这样写的动机,但也许边疆有另外的风景,辽阔微茫,寂寥如铁……柔和的韦哈尔,使我对边疆的想象变得亲切了。”“新疆的生活,伊利的生活是我的宝贵财富,对比它与北京,是本作者小说灵感的一个重要源泉与特色。我不会放过我的独一无二的创作本钱。”

西部地理景观对西部文学整体风格的影响,是通过对作家个体风格的塑造实现的。这里我们要考查的,一是本土作家的风格特色,二是移民作家迁入以后的风格变化。西部文学的风格是在对比中发现的,明代诗人唐顺之就说过“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柔婉” 《东川子诗序》)的话。近代学者刘师培在《南北诸子学不同论》中不仅区分南北文学的不同风格,而且还分析了这种不同风格与地方风土之间的关系:“山国之地,地土墝瘠,阻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实际,修身力行,有坚忍不拔之风。泽国之地,土壤膏腴,便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虚无,活泼进取,有遗世特立之风。”西部文学的整体风格,简而言之就是阳刚之气或“悲壮”,它包含了诸如苍凉、粗犷、浑厚、悲怆、雄奇等要素。这种风格的形成,既跟西部严酷的自然环境有关,同时是西部神奇的传统文化和绚烂多彩的各民族风习共同熏染的结果。

4 多民族人口地理对西部文学的影响

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民族和人口作为人文地理的要素,它对西部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在艺术风格上西部各民族文学间的交融互渗导致文学的混杂性和多样性;二是在作品内容上的民族风情和异域情调的表现。对于西部的本土作家而言,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潜移默化而不易觉察的,但对那些到西部流放或劳改的作家而言,这种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王蒙在新疆生活将近二十年,新疆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文化、语言对他的影响是多面的。尤为重要的是王蒙刻苦学习维语,并对他的创作产生直接影响,他在《在伊利》系列小说《哦,穆罕默德·阿麦德》里写到,有一次酒过三巡,小说主人公穆罕默德·阿麦德大声唱道:

在我死后,在我死后你把我埋在哪方?

埋在大道旁?哦,我不愿埋在大道旁,

那里人来车往,人来车往是多么喧嚷。

埋在戈壁上?哦,我不愿埋在戈壁上,

那里天高地阔,天高地阔是多么荒凉。

这歌词就是王蒙翻译的。他这样还说:

我写的主人公并不完美,甚至还有不雅绰号,然而,我动情地写了它的善良,聪慧,无奈,“文革”中的遭遇,我写了小人物的酸甜苦辣,写了他们的阴差阳错,他们的愿望、爱情与梦。尤其是小说中的对话,我完全是先用维吾尔语构思,后用汉语翻译写出来的。我没有白白地在天山脚下伊利河边抡砍土镘,我没有白白地吃这块土地上的馕与菜,相距八千里,一抓笔便有走进了他们中间。

我在此特别强调的是王蒙说他这些小说中的对话,是先用维语构思,再用汉语翻译写出这一特殊的写作方式,充分说明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有时是特别微观的,但又是确实存在的,这仅仅语言之间相互影响的一个例子。

5 语言地理学与西部文学

文学语言具有独特的地域性性,词汇、语音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别。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分析了语言和地域之间的关系:

夫声律之始,本乎声音:发喉引声,和言中宫,危言中商,疾言中角,微言中徵、羽。商、角响高,宫、羽声下,高下既区,清浊旋别。善乎《吕览》之溯声音也!谓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则南声之始,起于淮汉之间;北声之始,起于河渭之间。故神州语言,虽随境而区,而考厥指归,则析分南北二种。

文学的地域特色和语言尤其是方言的地理分布关系密切,尽管我在此界定的“西部”并不具有统一的方言,但该地域的大部分地区属于北方方言区的西北官话区,在加上该地区的蒙、藏、维等少数民族语言及其各民族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使得西部文学的语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

 

                                                                          (张向东: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