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视野下的月泉吟社研究
  • 2017-02-14
  • 本站
  • 作者:邹艳
阅读量:453

月泉吟社是元代初期的遗民诗社,它规模大、诗作丰、影响远,是南宋遗民为反抗元廷程文海举士而开展的一次大型征诗比赛。宋义乌令吴渭入元后退居婺州浦江吴溪,立月泉吟社。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月五日,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限五、七言律体,以岁前十月分题,次岁上元收卷,征诗四方,仅三个月共收诗歌2735卷。吴渭延请乡人方凤、闽人谢翱、丽水人吴思齐从中甄选出280卷,评其甲乙,遴选前60名的诗作以及33对联句为此次征诗活动的优胜者,于三月三日揭榜,依名次赠予奖赏,并将得名作品编集付梓,即为《月泉吟社》。月泉吟社发起人齐聚浦江,发起、收卷、评选、揭榜都均没有离开浦江,因此征诗比赛极具地域性。本文欲从浦江的地域文化入手,分析月泉吟社的形成及价值。

月泉吟社与浦江独特的地理条件

月泉吟社虽无名流达官,却能形成一呼百应的声势,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共收到参赛诗作2735卷,作者遍布浙、苏、闽、桂、赣各省,这不可不谓“奇迹”:“作为一个民间诗人的社集,月泉吟社具有了一切特点,并影响了几代的诗人,一直波及到明初。一个有两三千人实际参与的任何文化活动,特别是完全处于自发状态,起自民间,这在信息并不发达的宋元之间都是奇迹了!”月泉吟社规模空前,其声势的形成除了与主事者方凤、谢翱等在遗民群体中的声望有关外,更离不开元代初期浦江独特的地理条件。如果说民族政策的高压促成月泉吟社的心理积淀,那么元初浙江地区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发达完善的邮驿系统则为月泉吟社的顺利举行准备了物质条件。

首先,宋末元初,浙江一带社会相对稳定是月泉吟社形成,成员迅速壮大的前提。元兵攻陷临安后,不愿降元的张世杰、文天祥等率领南宋残部退入广东,兵败后除了少数流落海外,多藏匿于东莞、新会、番禺诸县。文天祥反元活动给广东、福建以及江西赣南地区带来了战火。光绪时期《嘉应州志》卷三十二《谈梅》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文信国引兵出江西,沿途招集义兵,所至响应,相传梅民之从者极众。至兵败后所余遗孑只杨、古、卜三姓,地为之墟”。由于反抗元的大规模义举主要集中在广东一带,因此临安等浙江地区相对来讲未遭受很大的战乱破坏,即使元兵攻克浙江时也没有遇到很强硬的抵抗。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浙江潮)记载:“明年正月甲申,丞相伯颜驻军皋亭山,宋奉表及国玺以降,遣千户囊嘉特等,入城慰谕,令居民门首各贴‘好投拜’三字。” 尽管在元兵南下的过程中,中国的大部份地区都逃脱不了生灵涂炭的命运,但浙江地区的情况却要相对好得多。元初的人口分布也能说明南方尤其是浙江一带在宋元易代过程中受到的战争破坏相对要小。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人口数据表明,尽管四川和江淮的人口因战争而锐减,北方人口占全国总人口也下降至14.9%,而南方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重却上升到85.1%。在元统一后的十四五年间(从至元十二或十三年至至元二十七年),淮南东、西路人口减少,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五路人口却有所增长。其中,两浙路增加13%,江东路增加109%,江西路增加82%,荆湖北路增加41%,荆湖南路增加112。试想如果战乱频仍,地为之墟,在短短的十来年的时间内人口增长不可能这么迅速。元统一后,由于南方地区受战争破坏较少,经济能很快恢复并继续发展。北宋崇宁年间,北方占全国总户数的42.2%,元代降至14.9%,南方占全国总户数比例则由北宋57.8%上升至85.1%。正因为相对的安定,生活在南方的遗民才能流连于山水之间,缅怀自己的旧朝,嘘唏哀叹,尽情地宣泄被遗忘、被抛弃的痛苦和愤懑。大环境的相对稳定是月泉吟社征诗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

其次,完善和发达的邮驿交通系统为吟社征诗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通过邮驿酬唱,是南宋遗民互动的主要方式之一,如方凤与陵阳牟巘、剡源戴表元、永康胡长孺、莆田刘濩、吴兴陈康祖等,主要通过诗作邮传的间接互动才连成文字交,方凤写的《古意》七首,戴表元以序代题,次韵以和,就是“因寄讯彼中吴子善前辈。” 南方的稳定保证了信件传递的顺利、及时,完善的邮驿系统是异地实现酬唱的重要途径。据白寿彝先生《中国交通史》记载,元时邮驿之制最为发达,有站赤,又名驿;有急递铺,又名邮。站赤分陆站和水站。陆站用马、用牛、用驴,或用车,或用轿,或徒步,辽东还用狗。水站用舟。元代的邮驿制较为完备,《元史·兵志》“站赤”条记载:“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元代的站赤除了供给驿传外,还供给膳宿,遇到紧急时候还有急递铺。元制规定,每铺设铺丁5人,皆为壮健善走者,日夜兼程,晚上持炬火传递,遇到道路狭窄时,行人、坐车、乘马之人,甚至负载器物之人,均须躲在路边。铃声达到传递人所要到的铺时,铺人须赶紧出来,在门口等着,接过文书,辗转传递下去。在交接时要记载所转递人的姓名和文书到铺的时刻。而本铺转递人将文书送到下铺时,由到达铺所签押交收时刻再持以还铺。所转递文书照例由寄发官司绢袋封记,以牌书号。铺兵转递时,更里以软绢包袱,用油绢卷缚,夹版束系,且须注意使文书不破碎、不襞积、不濡湿。违者得依其情结轻重论罪。从上可见,元代的邮驿过程责任明确,秩序井然,环环相扣,这保障了参赛诗作能及时寄达,比赛基本不受外界的影响。另外,从元代可考的站赤来看,中书省所辖站赤总计198处,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所辖站赤总计196处,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所辖总计120处,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所辖总计262处,江西等处行中书省所辖总计154处,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所辖173处,陕西行中书省所辖总计81处,四川行中书省所辖132处,云南诸路行中书省所辖总计78处,甘肃行中书省所辖(脱脱禾孙马站)6。以上是元时站赤的情形,就省面积和各省站数及船、马、车、牛等数量来看,浙江省交通也是最盛,驿站有262处,水路交通也盛于全国,每站可有1920只船。正是因为元代有发达而完善的邮驿系统,各地的应征诗作能准时送达,即便参赛诗人分散在浙、苏、闽、桂、赣各省,吟社也能在短短的三个月内收集2735卷参赛诗作。加上浦江地势独特, “浦阳仙华为屏,大江为带,中横亘数十里,而山盘纡,周遭若城,洵天地间秀杰之区也。”(宋濂《题张如心初修谱序后》)受外来的影响很小,这些为征诗比赛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地利之便,为月泉吟社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

月泉吟社与浦江独有的人文传统

月泉吟社之所以出现在浦江,除了战乱相对少,受时代风云影响小外,还与浦江独有的人文传统有关。浦江县隶属婺州,与故都临安相距较近。婺州与临安在宋代都是重要的思想文化之地,婺州俗称“小邹鲁”,得天独厚的地域文化为月泉吟社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从地理文化上讲,浦江处于婺学为主的理学氛围中。《元史·地理志》记载,婺州领六县:金华、东阳、义乌、永康、武义、浦江;领一州:兰溪州。婺州自宋以来就与庐陵为中心的江西成为南方两大文化中心,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气息和人文精神。《金华诗录序例》云:“金华称小邹鲁,名贤辈出,接考亭之传,衍濂洛之绪,以理学闻于人间。”以吕祖谦为首的婺学是宋代两大理学学派之一,理学讲究等级名分和人格。作为婺州地区之一,浦江深受理学精神的熏染,形成了崇尚孔孟之道、讲求气节、严守“春秋大义”等的人文传统。

首先,浦江士人受朱熹、吕祖谦二位先贤思想的熏染。据《嘉靖浦江志略》记载:“宋咸淳三年建月泉书堂,立朱吕二先生祠”。朱熹、吕祖谦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月泉书堂为其立祠,悬挂二人画像,鞭笞学子,让月泉士人时时敬仰先贤,见其人想其学。据方勇先生考证,尽管吕祖谦、朱熹没有来浦江讲学,二人更未能一起讨论、切磋,但吕祖谦和朱熹均来过浦江是有史可查的。吕祖谦重阳节来浦江登高、游山水的事在不少文献中有记载。吕祖谦自己在《入越录》中写道:“淳熙元年(1174)八月二十八日,自金华与潘叔度为会稽之游……三十日,早发。二里,石斛桥。溪流潺潺,岸旁大石如屋。桥西,走浦江道也。度桥而北。十里,石牛。有楼临路,楼下牖户亦明敞。主人留小语,云创以待使客,非其居也。……十里,新界。自石斛桥道出两山间,少旷土,至此山围始宽,秋稼极目,黄云蔚然。过义乌、东阳、浦江、永康四县巡检寨,婺、越界焉。”在浦江县城东南三十五里,至今仍有“石斛桥”。《嘉靖浙江通志》卷六、《万历金华府志》卷四、《康熙金华府志》卷四、《乾隆浦江县志》卷二均有记载。如《嘉靖浙江通志》卷六记为:“浦江……县东南三十五里曰石牛山,山侧有池,池中有石牛,水涸即见。载在吕东莱《入越录》中。”《万历金华府志》卷四、《康熙金华府志》卷四则云:“登高山,(浦江)县东二十五里,相传为宋太史吕伯恭重九日于此登高,故名。”《乾隆浦江县志》卷二记为:“县北十五里外曰登高口,再进为登高山,其高百余丈。按郑仲涵《登高山九日记游序》云:‘山在县东二十里,吕东莱太史尝于九日登之。’各志乘皆承其说,而今人多指此山为吕公登高之所。”尽管郑仲涵诗序说的吕祖谦登山方位与其它不同,但综合以上材料可断定吕祖谦的浦江之行是确有其事。而朱熹为救灾事去南宋朝廷临安(即现在的杭州)述职,走得很匆忙。从金华往杭州方向走,走的是官岩山附近的一条路,也经过了石斛桥、官岩山一带。尽管二者没有到过月泉,浦江人却极为重视朱、吕二人与浦江的接触,为其立祠,努力将他们的人格和学术都渗透到浦江文化中,塑造浦江士人的人格,在浦江地区形成理学浓厚的人文传统。

其次,浦江士人对《春秋》思想极为热衷。在浦江,讲理学、讲《春秋》颇有氛围。南宋灭亡之初,吴溪吴氏家族与谢翱一起开展讲经活动,成立讲经社,并邀请谢翱、黄景昌等人讲《春秋》。

谢翱讲《春秋》在浦江很受欢迎,“从者翕然”,连方凤也很想去,“翁衡与余子肖,俱尝从君(翱)受《春秋》,未卒业。诸学者,经指授,率异向所能。余虽早衰,尚拟相从,尽衡霍之兴,归而潜文字以老。”吴渭让自己的孙子良贵跟从谢翱学习《春秋》。谢翱的父亲谢钥和外祖缪烈皆通《春秋》,谢翱从小跟随祖辈学习《春秋》,受到《春秋》大义的严格熏陶。受到家学的影响,谢翱自小就胸怀天下,不以世俗所累,宋濂称“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御,视世间事,无足当其意者”。当国家面临灾难之际,谢翱义无反顾地积极投身其中,捐家资、组织义军、转战于汀州、漳州、梅州、会昌、兴国等地。宋亡后,又流浪于两浙,成立汐社,主事月泉吟社。谢翱的足迹遍布了粤、闽、浙、赣,这些地方正好是南宋最后的抗元交战之地,所以谢翱耳闻目睹了众多的惨剧和悲壮,他也用手中的笔记录下南宋灭亡的过程。如《过杭州故宫》二首:“禾黍何人为守阔,落花台殿暗销魂。朝元阁下归来燕,不见前头鹦鹉言。”“隔江风雨动诸陵,无主园池草自春。闻说就中谁最泣,女冠犹有旧宫人”,写山河破碎,抒发物是人非的感慨,颇似安史之乱后杜甫对时事用诗史手法记载。在南宋灭亡后,谢翱来到了浦江,与吴氏家族一起成立讲经社。浦江本县人黄景昌对《春秋》也很有研究,吴莱曾向其学习《春秋》,以至于吴莱到大都(今北京)参加进士考试时中的就是《春秋》科。《春秋》讲求“微言大义”,而且认为“大义”第一紧要是讲究名分等级。名分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君臣长幼的次序;二是 “夷夏之辨”,因此重《春秋》的风气使得浦江理学的正统思想很浓厚。

重视《春秋》大义思想,崇尚理学精神等人文传统对浦江地区的文化内核有深远影响。因理学思想浓厚,浦江士人秉持古人传统的天下观、国族观、忠君观、文化优越论,以及由此导出的“尊王攘夷”忠君观。尽管古人的民族尊卑优劣观有一定局限,但是面临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之时,儒士所表现出来的集体荣誉和文化归属感确为普遍士人广泛接受。当南宋遗民遭受到王朝灭亡之时便空前感受到一日不可无主的真正滋味。如郑思肖虽非朝臣,却“痴忠”于宋朝君主,“我之所得者甚大也,奚自小之,乃不君其君,……五六年来,梦中大哭,号叫大宋,盖不知其耳。此心之不得已于动也!”(《中兴集》自序)谢枋得《上程雪楼御史书》也说:“三纲四维,一旦断绝,此生灵所以为肉为血,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为人子止于孝,为人臣止于忠”。因此注重气节成为月泉吟社大乱初定之时征诗比赛的首要主旨,“月泉吟社诸公,以东篱北窗之风,抗节季宋,一时相与抚荣木而观流泉者,大率皆义熙人相尔汝,可谓壮矣!这个主旨也迎合遗民的普遍心态,因而能在当时形成广泛的共鸣和响应,为月泉吟社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

月泉吟社与浦江望族的世家文化

家族文化实质上是地域文化的代表,从世家文化角度阐释文学现象,实则具有地理与文学的双因子。世家望族具有影响一方的文化威势,有时甚至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另一种力量,从家族的角度研究文学、文化现象,可以还原历史面目,丰富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月泉吟社之所以出现在浦江,还与当地的望族有密切关系。宋元两代,吴氏家族、郑氏家族、方氏家族都是婺州名望较高的大族。其中,郑氏家族的巅峰在明代,方氏家族、吴氏家族则分别在宋代、元代达到极盛。

乐善好施的吴氏家族。浦江吴氏家族家境殷实、乐善好施、热衷公益、崇尚文化。

吴氏家族的经济情况较好,这是他们乐善好施的前提。吴氏家族在元代初期,所构新楼不在少数,仅吴幼敏一辈就有幼敏构“止所别墅”,吴幼祥构“望云楼”,晚又构“栖碧楼”。从造桥一事也可见吴家的经济实力。吴渭为修治大南门外诸多桥梁,买二十五亩田,以其全部田租收入作为修桥之资。吴氏家族不仅有财力,而且有对公益事业热情关注、助人为乐的传统。

据《金华贤达传》记载,宋代的吴圭好施尚义。太学同学程某贷三十万钱葬亲,被人诈骗,不能偿还,吴圭如数代还。宣和二年(1120)冬,方腊在浙东起事,因系念家人,吴圭命舟东下,结果在距家数十里时死于乱兵,爱国志士梅执礼为其撰写墓志铭。吴渭对扶贫济困、兴学育才的事情都很积极。宋元之季,他接济遗民,积极组织遗民开展缅怀故国的活动。“吴渭,号清翁……为义乌县令,国亡退食吴溪,慕陶靖节,自号曰潜,延至乡遗老方韶父与闽谢皋羽,括苍吴子善主于家。”“自幼颖异、笃学,补将仕郎,以浦江蔚兼护邑符,时寇扰午,公修军械,崇学行,恩威并施,能声大着,移尹义乌,……多惠政。宋亡不乐仕进,匾所居曰潜斋。”回到吴溪后,为了发展家族教育,吴渭与从弟吴谦一起办私塾,延请方凤为私塾教师。吴渭子吴幼敏、侄儿吴似孙及从弟吴谦等皆雅好慷慨,乐于接纳落魄志士,所以吴氏家族便成为遗民寓居的中心。谢翱、吴思齐本是投奔方凤的,却“遂俱客吴氏里中”(元胡翰撰《谢翱传》)。他们“每卧起食饮,相与语,意不能平,未尝不抚膺流涕也。”吴氏家族为遗民提供了一个安定的住所,解决他们背井离乡、在外漂泊的温饱,使之免受饥寒之困,因此吴溪很快成为遗民寓居的中心,并促成了浦江遗民群体的形成。元代黄溍认为:“浦江方先生,馆同里吴氏,括吴先生善父、粤谢先生皋父,咸在焉。三先生隐者,以风节行谊,为人所尊师,后进之士争亲炙之。”在以方凤、吴思齐、谢翱等为中心的遗民广泛交流过程中,月泉吟社也得以孕育,社规、誓文逐渐形成,因此吴氏家族为月泉吟社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物质保障。

     簪缨蝉联不绝、清节素风传家的方氏家族。仙华方氏是唐代处士方干的后裔。景傅公路过浦江仙华山,惊异于仙华山的毓秀,决定定居仙华山山麓。从方氏家族食禄及品位情况来看,方氏家族成员在宋代享正一品、正二品1人,正三品有2人,从三品有1人,从五品有1人,从五品下有1人,正六品有2。可见,自景傅公从睦迁浦江以来,仙华方氏家族人材辈出。自华资公起,方氏家族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凡四世俱能政事显,家学渊源,后先辉映,是诚无忝于清节素风之家声也。”(潘良贵《太守洙公传赞》)氏家族成员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所任官职多为文官。宋濂认为方氏家族累世食禄,与家族的教育密不可分:“有子为儒,知家教之有方也。”

方氏的家族教育崇尚清节、仁爱、感恩、思进、诗礼。“清节素风”是方氏家族治家的准则。因方氏家族代代都有入仕食禄者,“科目明经,宏材显达,次第雀起”,所以家族特别注意廉洁自律的教育。如华资公为江淮盐铁使,盐铁使为财经要职,常以重臣领使,或由宰相兼任。华资因“性生而忠孝耿介”被委以此重任,又因“廉洁自持”而得到皇帝御书封赐“清节素风之家”的称号。此后,后世子孙相互传承。如:果公,湛深经术,学养兼优,掌临安国税时毫不苟取,故“白叟黄童莫不诵德而歌”,吴直方(元脱脱之师)赞其:“一生志清廉明,何殊于清节素风也。”方氏先人的耿介禀性、怀才报德、尚义存仁的美德对方凤影响很大。方凤在赵宋灭亡之际,慷慨悲歌,以其在当地的影响力,积极奔走在遗民群体间,为月泉吟社的成立出谋划策,对月泉吟社征诗比赛起到了重要作用。

“江南第一家”郑氏家族。尽管“江南第一家”的称号是朱元璋的赐封,但早在宋元时期,郑氏祖先已经将“义”的种子悄悄种下,并随着一代代人的继承、发扬,发展到明代才达到了鼎盛。“义”字当先,是郑氏家族为人处事的准则。宋元时期,浦江郑氏前辈,如郑淮、郑绮、郑德璋、郑铉均留下了义行佳话。郑义门十五世同居的创始人郑绮主张以孝义立身,肃睦治家。郑氏《规范》有:“吾家既以孝义表门,所习所行,无非积善之事,子孙皆当体此,不得妄肆威福,图胁人财,侵凌人产,以为祖宗植德之累,违者以不孝论。”在郑氏家族,众人每日要晨训,听训戒:“人家盛衰,皆系乎积善与积恶勤惰而已。何谓积善!居家则孝悌,处事则仕恕,凡所以济人者皆是也。”“孝义”思想成了全族行为的准则和精神的凝聚剂。郑氏义门奉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规定“既仕,必须时刻以报国为己任,奉公勤政,抚恤百姓,不可一毫妄取于民。若有贪赃枉法之事,生则于图谱上削去其名,死则神位不许进入祠堂。”(《劝惩簿》)郑氏义门世代牢记祖先遗训,共财、同居、合食,在家族中实践着儒家的齐家思想,以十几代人的力量将抽象的儒家治家思想具体化。因此在宋代家族呈现衰落态势的情形下,浦江县的郑氏家族却呈现出上升的强势。宋元时期,浦江县有关郑氏的地名就有“仁义里”、“孝感泉”、“白麟”(郑淮迁居此地后为之命名的,其原名为“香岩溪”)、“东明精舍”等,它们无时无刻不向人们昭示以儒家思想治家的郑氏对浦江当地世风的影响之大。

综上所述,月泉吟社在大乱初定之时,以牧歌式的《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征诗,在短短的三个月结束之时,竟然收到两千多卷诗,这种规模和影响离不开吟社所处之地婺州浦江独特的地理条件、人文传统,以及世家文化,这些是月泉吟社征诗比赛成为“奇迹”的重要原因。

《月泉吟社》虽然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因诗社的活动正好处于宋元易代之际,所以既为田园诗,也为遗民诗,具有易代文学之价值,为历代诗论家、藏书家关注。王兰修《国朝诗品》评顾亭林时说道:“海山到处策红藤,秋柳烟寒玉殿灯。留得月泉吟社在,昌平风雨十三陵。”清代钱谦益“欲网罗之以补新史之阙。……世之君子,其亦与我同此叹惋者乎。”清代全祖望则称“月泉吟社诸公,以东篱北窗之风,抗节季宋,一时相与抚荣木而观流泉者,大率皆义熙人相尔汝,可谓壮矣!” 月泉吟社对气节的坚守成为明代遗民效仿的榜样,与宋遗民精神一起昭示于天下。毛晋、金俊明、黄宗羲、钱谦益等均珍视《月泉吟社》,王士祯“常遍和之”,朱彝尊则视月泉吟社诸诗人等的为人“相与传而宝之”,清初甬上遗民追踪月泉诸老,掀起了明遗民酬唱的高潮等。这些均彰显了月泉吟社及其竞赛诗作《月泉吟社》对后世遗民和遗民文学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吟社所具有的非凡“魅力”一方面来自几千年儒家文化的浸染,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地域文化的熏陶和催化。

 

(邹艳:南昌大学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