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文学的地域民族特性述略
  • 2017-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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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高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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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自西晋灭亡(317年)至隋代统一(581年)的260多年,是北方地区的“五胡十六国”和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时期(本文统称为北朝时期)。在此期间,除汉族外,在中原建立政权的主要有匈奴、氐、羌、羯、鲜卑等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多集中在北方地区,他们之间彼此混战、兼并,促使民族文化不断的交流,不断的吸收多民族的文化因素,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多民族的文化交融现象。西域于西汉时正式划入中国版图,魏晋南北朝时期(36世纪),各朝代对西域仍不时派出军队和官员,北魏相继于439年后经营管辖西域。古代西域,汉语与胡语即各民族语言在某些范围是通用的。研究北朝文学应该兼及西域文学。在这种多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北方诸少数民族文学即是北朝民族文学研究的范畴。

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北朝民族文学风貌,与南朝文学有很大不同,与传统的中国汉文学也有较大差异。史称晋室南迁,“遒丽之词,无闻焉耳”(《宋书·谢灵运传论》),东晋文坛尚且寂寞,更何况北中国处于“戎狄交侵,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传统文学出现了断裂。然而传统文学的断裂却为新型文学的发展带来了转机。北朝文学正是处于这种转机期,虽然文学成就远逊于南朝,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却十分重要。在唐代兴起或时行的变文、戏弄、传奇、倚声之词等莫不受北朝文学的影响。文学的交融带来了发展的契机,经过漫长的孕育到唐代喷薄怒放。

北朝文学别具风姿,另有一派魅力。不同的民族风情,新鲜的气息,鲜有传统束缚的创造精神……无不引人入胜。有不少优秀作品,千余年来脍炙人口,历久不渝。本文对匈奴、氐、羌、羯、鲜卑等及西域诸民族文学予以梳理。对北朝时期借弘佛而盛兴发达的佛教文学,及其多民族性和大众化特征进行了论述。揭示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处于多民族文化交融阶段,诸少数民族的文学活动及文学发展的历史真况,及北朝多民族融合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意义

一、民歌和军国文翰为主旋律的五胡十六国文学

十六国时期氐、羌、羯、匈奴、鲜卑等文学,于接受先进汉文化和多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同时,也在延续着自身的文化。在文学活动中或张扬着草原游牧民族生态文化的个性,或歌咏展示贵壮贱弱、通情与早婚等民俗与心理。与民间歌咏不同,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散文多军政文翰,出自统治者或上层文人之手。这些文字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抒写性情施展才气,而是它的实用意义和治国效用。所以引经据典,持儒家兴国正邦之论,乃至以理服人,以气势争胜成为散文创作的追求。

如早期的慕容鲜卑歌,毫无造作,生动反映当时社会生活。“鹞子经天飞”(《企喻》)的尚武豪情、“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陇头流水》)的战争苦难、“老女不嫁,踏地唤天”(《地驱歌》)的恸哭,血肉丰满,撼人心扉。其刚健的气质、活泼的基调,对以后唐诗风格产生深远影响。又如“弓无弦,箭无栝,食量乏尽若为活”(《隔谷歌》)等七言四句的七绝体、七言古体和杂言体诗丰富了诗歌形式。杂言七言密促的节律,为以后唐代七言歌行、律绝的盛兴积累了文化基础与创作经验。早期的慕容鲜卑歌作为诸燕乐府,多保留于北魏乐府中,北魏末年尚存五百余曲。随岁月变迁。慕容鲜卑歌不断流失,在周隋还和凉州乐合奏,到唐代只剩五十余曲。它们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慕容诸燕散文多为应用文,一些应用文写的比较完美,具有骈俪特点,说明慕容氏崇仰汉文化而且汉化较深。

前秦后秦氐羌文学、前赵后赵前凉等匈奴羯族文学,在“戎狄交侵”的北方社会起到了文化的传承作用。比较而言,前秦后秦氐、羌族汉化较深,文化水平较高。所创作的应用文与同类东晋文相比毫不逊色,作为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能写出如此的应用文,显示出了一定的文学造诣和文学素养。从应用文创作,也可看出氐羌文人对文学、历史掌故较为熟悉,在应用文中大量引经据典,设置生动形象的比喻,显示出文采和气势。虽然前秦氐族文学作品多已遗失,但我们仍可从他们的应用文中以一斑而窥全豹,略知前秦氐族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平和风格。氐、羌文学相比较,则氐族成就高于羌族。苻朗诗文作品,代表了前秦氐族文学的最高成就,其寓言故事和格言诗富含哲理,有中国传统的因素,也有非传统的精神。

匈奴、羯胡文学状况略同于氐羌。匈奴建立前赵、夏、北凉等政权。前赵刘氏以华夏民族的正统传人自居,为君临天下找历史依据。从现存应用文字看,文学上体现了对汉魏文风与汉魏中原传统文化的继承,尤其刘聪子刘易文笔干练简约,行文引经据典,颇持儒家治国之论。沮渠蒙逊、沮渠茂虔等北凉文人、赫连勃勃等夏的文章亦颇承汉魏体制。羯族与西域胡人渊源关系密切,信仰祆教,敬西域胡天神,也更热衷西来的佛教。相对而言,石赵的汉化较低,但亦“颇慕经学”(《晋书·石虎载记》),反映出了汉文化对其的影响。所以一些文书亦趋于骈俪化,也能援引典故。

二、北魏拓跋鲜卑文学的演进及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意义

北魏拓跋鲜卑,先世久处漠北,逐水草而生,到道武帝灭后燕,进占黄河以北,国家形态和封建社会才逐渐形成。然而,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等鲜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过重大影响。

北魏立国之初,拓拔鲜卑汉化较浅,至元宏执政大力推行汉化,倡导文学“洛阳之下,吟讽成群”(《文镜秘府论·四声论》)。拓跋鲜卑与汉族文人唱和时有佳作,如孝文帝与彭城王元勰、郑笼、郑道昭、邢峦、宋弁君臣联诗:“白日光天兮无不耀,江左一隅独未照。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内外。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可看出倡导文学创作的风气。孝文帝的《祭嵩高山文》、《吊比干墓文》等辞赋类作品,文笔娴熟,声调和谐。尤其《吊比干墓文》“引雄虹而登峻兮,扬云旗以轩游”,夸张描述绘影绘形,篇章波澜壮阔跌宕有致。楚辞浓墨重彩,酣畅淋漓的风格为鲜卑拓跋文人所借鉴。可以看出鲜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

北朝文人多以建功立业作为自己人生价值体现,北魏文人对公牍文的创作表现了极强的热情和兴趣。拓跋文人作有大量公牍文字。“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颜之推《颜氏家训》)经国文翰为创作之主流,帝王也高度重视。孝文帝认为公牍文应辞无繁华、理从简实,内容上强调务实。这种公牍文风格上力求朴实,与南朝要求骈俪华美的“俱为悦目之玩”(萧统《文选序》)的表奏书誓符檄之类不同。北朝文人和拓跋皇室文人向南朝文学学习的同时,具有不同的文学追求与鲜明的文学特点。

在多民族文化融合时期,北魏拓跋文学以汉文字语言从事创作,对于促进文化融合和北方总体文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南方地区沿东晋文学一脉而下,生机勃勃,北方地区的文学则正处于断裂带上,“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周书·王褒庚信传论》)。按照南朝的文学观,军政文翰难以文学目之,但就少数民族的自身文学发展而论,它们是极度飞跃了,可以说,它填补了鲜卑书面文学的空白,提高了他们的文学水准,促使北朝文学走向繁荣。

三、北周北齐鲜卑文人文学水平提高为隋唐文学繁荣奠定了文化基础

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实际掌握政权的高氏和宇文氏集团随后取而代之,分别建立了北齐、北周。崇尚鲜卑文化的鲜卑六镇军人的代表高氏是鲜卑化了的汉人。北齐诗歌以歌颂少数民族生活和北方生活为主题,语言更为质朴景象开阔,意境宏大。北周宇文氏等民族诗人虽摩尚庾信,但北地文化的精神始终熠熠生辉,其粗犷质朴的气质使诗歌独具个性。正如北魏文化艺术的风格是稚拙朴素、端庄方正,得自然之妙,它集中在佛教摩崖造像及魏碑上。这种艺术风格体现了北方社会拙、重、大的主体气质,大则表现其声势,重则突出其份量,拙则代表了艺术上的取向。而这种艺术精神同样也反映在文学上。虽曰南风北进,北魏文学渐染南俗,然终具北风,沉郁苍劲之气十分明显!如宇文招《从军行》:“辽东烽火照甘泉,蓟北亭障接燕然。水冻菖榆未生节,关寒荚苑不成钱。”将多次的征战经历写入诗中,风格苍劲。满天的战火硝烟,苦寒的气候条件,凋敝的民生景象,经历过战争的人都能引起共鸣。

以北魏、北齐、北周等拓跋、宇文诗人为例,他们的诗作内容包含述怀咏志诗、应制酬唱诗、风月言情诗,模仿与问答诗等等题材,由于北朝后期较重儒学,受诗教的影响,脱去了早期民歌“老女不嫁,踏地哭天”的放纵,体现了温柔敦厚的迹象,但内在质朴依然存在。诗歌多建安文学的慷慨,少江左文风的绮靡。诸民族作家是文学融合交流的纽带,他们向北方汉族文士学习交流,也直接或间接效仿吸取南朝文学,同时又反映出自身与生俱来的民族特质。较之南朝文学,往往内容比较充实,散文多军政文翰,诗歌多反映现实。研究他们文学活动与创作实践,是揭示北朝多民族文学融合与发展特质不可或缺的环节。

北齐北周的诗作风格勃发豪气,魅力独具,鲜卑诗歌在周、齐文学中同样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南朝文风北渐、南方文人入北,文化融合加深,鲜卑宇文氏等少数民族文人文学水平不断提高,为隋唐统一王朝的文学盛兴奠定文化基础,北朝诗歌也成为了隋唐诗歌高潮的奠基石。

四、西域文学与中原的密切关系及多民族文化兼容的特质

西域早在商代与中原就有密切的联系,至西汉正式划入中国版图,中原与西域的关系更为密切。魏晋南北朝时期(36世纪),各朝代对西域仍不时派出军队和官员,北魏相继于439年后经营管辖西域。古代西域,汉语与胡语即各民族语言在某些范围是通用的。研究北朝文学应该兼及西域文学。

粟特人以经商着称,《魏书·西域传·康国》条记:“诸夷交易多凑其国。”伴随着大批商队的往来,诸种文化也得到传播。粟特文书反映了粟特商人以凉州为大本营,前往洛阳、邺城、金城、敦煌等地进行贸易的活动。信札综合了商业文书与书信文体的优点于一体,简洁明朗又不失生动流畅。以华丽的赞美之辞、虔诚的祝福之语开头,体现了粟特人的文学语言特点。

古代西域民族信仰摩尼教后出现了很多文学著作,其中大部分是诗歌作品,它们大部分是生活在吐鲁番地区的摩尼教诗人用回鹘文写就或翻译的。吐鲁番的维吾尔先民受粟特商人和传教士的影响在粟特文的基础上创造了回鹘文,并在公元422-488年间开始使用该文字。维吾尔佛教思想和文学作品中有关宗教术语不是借自梵语而是粟特语,通过在文献中使用的一些从摩尼教进入佛教的术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摩尼教对古代西域民族佛教文学的影响。

突厥汗国兴于北朝,衰于唐代。古代突厥——回纥时期突厥文碑铭的内涵丰富,不仅是对突厥、回纥汗国的建立及其历史文化的见证,可与汉文史料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突厥碑铭文的发现和解读,可直接看到突厥、回纥与中原北周、隋唐之间的关系,与中原具有形似的历史文化根源。而且通过古代突厥文碑铭我们能够了解古代突厥文的文学特点,诸如文体特点、语言形式及情感特色等方面的突厥文学信息。突厥回纥汗国时期的突厥文碑铭作为早期文学的表现形态之一,属于作家文学范畴,以传记的形式表现了暾欲谷、阙特勤、毗伽可汗、葛勒可汗等英雄人物的丰功伟迹。悉心研读这些碑铭,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些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了解他们的英雄事迹,同时也可窥到作者的叙事策略以及潜藏在作品中的独特的情感特征和地域特色等。

五、佛经翻译与乐舞东传中的文化交流与文学切磋

北朝佛经翻译活动也是西域与中原文学交流的过程。佛教起初主要通过安息、康居、于阗、龟兹等西域诸国东传。先兴起于北方,既而牵动江左;先以西域胡僧为主导,既而僧士合流。在佛教本土化的过程中,佛经文学的艺术品质也流入了中国文坛,并影响着文学的发展。根据中西学者考证,佛教当在西汉以前已传入中亚各国,通过西域再传入中土的佛教文化,已融入了诸多西域民族的文化因子。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土初期,译经活动极为频繁,主要传译者是西域僧人。不断有“西僧”来中国传教译经,把印度大小乘经典陆续介绍到中国。西僧东来的同时,中土僧人西去取经,在译经布道过程中,不断切磋经义,推敲语词,进行语言文化、思维形式,乃至文学艺术等多方位的沟通,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融。西域胡僧翻译的经文,本身就是借助文学的形式来阐述经义,既是一种宗教活动,也是一种文学活动。凉、洛等地一度成为译经传教中心。集名僧名士合译经文,译经、讲经之人动辄千计。这种受宗教目的驱使的文学活动,一度成为最普及、最广泛的文坛现象。

佛经翻译文本是在原创的蓝图上的再创作,既有蓝本的艺术特征也有翻译中再创的艺术结晶。早期的经文口口相传,讹误频出,因而译者的再创因素较重,所以佛经翻译文学,也是译者的文学造诣和创作成就。

佛经翻译文学具有鲜明的叙事文学特性,想象丰富,情节生动,故事性强。叙述风格铺陈丰繁,表述语言生动优美。如《阿弥陀经》、《法华经》等大乘经典,宛如一部佛教长篇小说。佛经翻译文学的叙述方式极为灵活,有偈颂、散文、故事、譬喻、直叙、问答等多种形式,因此佛经之中多种文体夹杂,各有特色。僧人布道往往讲唱结合,形成了经文韵散结合的叙述特点,韵文部分的内容又常是散文部分的概括和重复。广为流传的佛经翻译文学对后世小说、说唱文学、诗歌,乃至文字语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域翻译家、文学家、佛学家鸠摩罗什,被后秦迎请到长安,进行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在东汉至魏晋以还,经文“支、竺所出,多滞文格义”,或囿于语言,只取直译不能融会贯通。罗什于是重新校译,使“义皆圆通,众心惬服,莫不欣赞”,并常与沙门僧睿等“论西方词体,商略同异 ,在译经的再创作中,追求文学艺术的完美。鸠摩罗什翻译的《妙法莲华经》,以佛陀讲述《法华经》为主线,串起大大小小的故事,情节曲折,构思精巧,具有很强的文学艺术性。叙述语言优美,联想丰富,以复迭、层递等艺术手法,营造了繁缛华美的艺术世界。佛经文本,作为特殊背景的文学样式,自前秦以来广泛流传。译经不仅是宗教活动,也是文学活动。佛经文学风貌也是北朝时期一种实实在在的文学风貌。参与人之多,影响之大,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不容忽视的。不仅佛教经过本土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诸如《妙法莲华经》之类的文学特性也不断与传统文学风格融合,或丰富了中国文学风格,或影响了传统文学的风貌。

西域乐舞艺术发达,北朝时期乐舞文化交流极为频繁,西域音乐一度成为中国音乐的主流。延至隋唐,十部乐中,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高昌乐、康国乐五部均为西域乐,凉州乐是胡汉音乐交融的产物,西凉乐系《隋书·音乐志》云:“变龟兹声为之”,《旧唐书·音乐志》也载:“盖凉人所传中国(中原)旧乐,而杂以胡羌之声也。”太常乐、法曲、教坊曲也多胡曲。乐舞须乐、歌、舞三者并举,其中歌词属文学的范畴。为配合新声的演唱需要,产生了长短句(词)这一新的诗歌形式。源自西域乐曲的词牌名目繁多,丰富了文学艺术的形式。

慕容鲜卑歌给诗坛带来了剽悍的游牧文化的阳刚之气;氐羌羯匈奴等的军政文翰与不多的诗文创作,体现了民族融合的文学底蕴;元宏等拓跋鲜卑文人的创作体现了民族融合中文人创作发展的进程;胡汉僧人译经中的思想交流与文学切磋,给传统文学注入了新的元素;西域僧人翻译的佛经文学为文坛增添了别致的风采。北朝诸多少数民族文人犹如胡汉文学交融的支点,起着纽带与关联作用,带动了北方多民族融合期文学事业的发展,也隋唐统一王朝的文学盛兴奠定了基础。

(高人雄: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