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关旧事
  • 2016-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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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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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从几年前调来广州,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写几篇反映广州生活的短篇小说,写一写广州的市井风情。为此,我还专门到荔湾区的一个街道办事处当了一年副主任(不是实职,叫挂职)。应该说,这一年过得蛮有意思。认识了很多人,见识了很多事,同时基本摸清了街道办事处的工作程序。

荔湾是广州的老城区,广州人称西关,旧时也叫西园。自清末以来,这里一直是商贾云集之地,很多人在这里发了财。在广州人眼里,西关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地方,许多事情都值得一说。尤可称道的是“西关小姐”。这些当年富商家里的“千金”,在人们日渐丰富的想象和描绘中,已经有了传说般的感觉。甚至有人专门写书介绍她们的生活情状,连爱吃什么零食都写到了。据说,她们喜穿素色衣裙,梳乌黑乌黑的长辫子,脚穿木屐,腕戴翠玉镯,最爱吃糯米糍……住便住在“西关大屋”。

大屋就是富商们的宅第,一般二至三层,正面开门。屋门多为三件套,包括脚门、趟栊和大门。趟栊很像现在的铁闸门,不过是用圆木做的(圆木杯口粗细),两端再用方木固定,就像放倒的栅栏。大屋内部十分宽敞,地上铺着“大阶砖”。可以想象,当年的西关小姐们,嫩白的脚上穿着光洁的木屐,“咯嗒咯嗒”地走在上面,样子定会十分好看。

史料记载,最盛时期,西关大屋一度多达八百多间。现在没有那么多了,只剩了几十间。这几十间大屋分散在西关的许多地方。只有一处比较集中,就是耀华大街。

挂职期间,我认识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认识了一个老人,用广东话讲,是一位阿婆。

阿婆就住在耀华大街;此外,她还是一个住西关大屋的人。

她的名字叫黎芝。

2

我第一次见到黎芝是那年六月。那天是星期五,上午下了一场雨,雨很大,也很急,不过下午就停了,还出了太阳。在阳光的蒸腾下,空气中充满了水汽,处处都湿漉漉的。

那天下午,街道办事处的小孙要到下面的社区布置工作,因知道我爱到街上转悠,就专门过来找我,问我去不去。“好啊好啊,我去……”我马上说。小孙是个女青年,中山大学毕业的,皮肤很白皙,是个热心人。我们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地走过来,最后来到了耀华大街。

虽然被称作“大街”,耀华大街实际并不大,甚至还很小,最长不过二百米,而且窄窄的,只有四五米宽。街面铺着一长块一长块暗红色的麻石。街两边就是那些保留下来的大屋,有的紧邻着街道,有的则辟有小小的院落,院落有围墙,有的种着花树。另外,这条街是一条背街,远离马路,况且人很少。此前我来过这里几次,每次都很少见人,有时候一个人都没有,不知什么缘故。

一走进街口,我就看见了一位阿婆。当时,她正站在一幢有院落的大屋的院外,身上穿着一套白地儿素花的衫裤,脚穿一双塑料拖鞋,双手垂在身体的两侧,大概是听见了我们的脚步声,便向我们转过脸来,并对我们笑了笑。阿婆很清瘦,身材要比大多数广州女人高,头上留着齐耳朵的短发,远远看去,白头发很多,黑头发很少。阿婆的笑很友善,也很谦和。她的笑非常动人。我们也向她笑了笑,然后便进了社区的办公室。

等我们谈完事情出来时,阿婆已经不在街上了。这让我有点失望。待仔细一看,才发现她已经回到院子里,正在用一把长柄的笤帚扫那些被雨打落的树叶。我示意小孙过去看看。我们过去后,阿婆停下手里的事,又朝我们笑了笑。因为离得近,这时可以看清她的面貌了。还有她那双眼睛。我的第一个感觉是,那双眼睛是那么清澈,没有一点儿老年人的浑浊。不仅如此,那双眼睛还那么沉静,那么质朴,没有一丁点儿“火气”。毋庸讳言,我们肯定都见过那种内心芜杂,愤愤不平,被各种愿望或者欲望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眼睛。阿婆的眼睛肯定和他们不同。这么说吧,通过阿婆的眼睛,我看到了一种别样的人生。此外——不妨实说——在看到阿婆的眼睛时,我不由想起了我的母亲,而且是瞬间就想起来的。

“您认识我们吗?阿婆……”片刻,小孙笑着用广东话说。

“认识呀,你是街道的干部,我早见过你的……”阿婆也用广东话说,听上去很爽快,说着把眼睛转向我,“他……我还没见过……”

“这是我们街道的副主任,鲍主任,新来的……”小孙说。

“您好!”我用学来的半通不通的广东话说。

阿婆再次笑了,不过没有笑出声音,而且这次是专门对我笑的,也许是觉得我的广东话讲得有趣吧。

这时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想到她家去看一看,而且愿望特别强烈。我想看看她的居住环境,了解一下他是怎样生活的。我当时想,或许阿婆就是一个当年的西关小姐呢!若真的如此,岂不是很有意思?

我把我的想法悄悄跟小孙说了,小孙又跟阿婆说了,阿婆听了道:“好啊,来吧来吧。”

阿婆就住在“大屋”的一楼,进门就是她的家。

虽说住的是“大屋”,阿婆的家并不大,看去只有十几个平方(不会超过二十平方)。在靠近院子的一侧,有一扇窗。透过玻璃,可以看见院子里那株花树,以及不远处的长了绿苔的围墙。屋子里的用具也很简单。靠近墙角有一张单人床,铁管做的;挨着床有一只方桌,桌上放着一些杂物,最显眼的是一台屏幕很小的电视;方桌的左边有一个立式的衣柜,颜色很深;床的这一边有一只长木椅,可以坐三至四个人,木椅的前边放了一个茶几,茶几和木椅的颜色也很深。

不管怎么说,这间屋子都太小了。

屋子小虽小,却让人感觉极整洁,所有的东西都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衣柜、电视、木椅,都一尘不染,尤其是茶几,简直光可鉴人。

我和小孙坐在木椅上,和阿婆闲聊了一会儿,了解到了一些阿婆的情况。

那以后,我又和小孙来过几次,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聊天儿。

3

阿婆笑说她可不是西关小姐……

阿婆的老家在广东清远,是在乡下。她至今还记得她家的老房子,尤其记得老屋前边的一片水塘,水面上常常飘浮着一层轻烟似的薄雾,冬春两季以及一早一晚儿尤甚。雾气平铺在水面上,且轻轻颤动着,久久不散。

当年,在清远的乡下,除了一些富裕人家,房子一般都很简陋。阿婆的家就属于这一种。门和窗也是最简单的。由于年久,门已经发黑了,门框仿佛被出来进去的身体蹭得出了油。一到夏天,房里就会进来很多蚊子,数以百千计,嗡嗡叫着,让人头皮发麻。几乎每天晚上,家里都要熏蚊子,在堂屋的地上点燃一堆火,再把新割来的艾草压在火上,一时间浓烟滚滚,浓烟汹汹然从门窗溢出来,犹如发生了火灾。

阿婆的父亲租了大户人家的几亩薄田,种稻谷(兼种一点点青菜)。稻谷一部分要交地租,一部分留下来做一家的口粮。在阿婆的记忆里,父亲母亲当时非常辛苦,仿佛一年四季都在劳作,手脚又粗又硬,尤其是脚,因经常赤脚下田,被泥水浸泡得处处开裂,还常常渗出血丝,看了让人心痒。还总是吃不饱饭。一家人都吃不饱饭。她家那时有7口人,除了父母,还有四个孩子加一个奶奶。每到吃饭的时候,7口人围坐在饭桌前,一人捧一只饭碗,谁都不说话,只听到吧唧吧唧的咀嚼声和慌不迭的吞咽声,直到把饭盆吃得精光,最后还要发出一阵长长短短的叹息。

阿婆是家里的长女,很早就帮家里做事了。开始是帮母亲带孩子。那几个弟弟妹妹,都是她一手带大的。母亲给孩子喂完奶,就往她身边一放,说:“哄他睡觉……”或者说:“抱她到外边耍去……”说完就忙别的去了。她便学母亲的样儿,轻轻地拍打着他们,嘴里哼着什么小调儿,直到把他们哄睡;或者呲牙咧嘴地把他们抱起来,歪歪斜斜地带到一边去。其实,她比他们也大不了几岁。除此,她还要割草兼放鹅。她家每年都要养几只鹅,还要养得肥肥的,好在过年的时候做一道“酸梅鹅”——这是她老家的风俗,过年可以无鱼无肉,却一定不能无鹅(这个风俗有点怪)。

阿婆再大一点儿,就跟着父母下田了,原来她做的事情,便由妹妹们接过去做了。她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弟弟排行第三。在所有的孩子中,父亲最疼爱这个弟弟。家里有了好吃的,要先尽着他吃,每年过年,只有他才有新衣裳穿,到了上学的年龄,又把他送进了镇上的学堂。父亲一板一眼地说:“我们黎家,以后就指望他了。你们谁也别眼气,眼气也没用。”姐妹几个看看父亲,看看母亲,看看那个一声不吭的男孩,又互相看了看,最后像几只蹲在树枝上小鸟一样,整齐地点了点头,表示他们明白了。

13岁那年,阿婆的人生有了一个变化。当时,她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在广州。有一天,这个亲戚给阿婆的父亲捎来了一个口信,说他那里缺少人手,问父亲能不能帮忙找一个人,还大致说了相关的条件和待遇(主要是工钱)。接到这个口信后,父亲不由动了心思,他觉得这个事很适合阿婆做,一来可以赚到一份工钱,同时又带出去一张吃饭的嘴(一年起码能省几百斤稻谷),可是他又有点儿犹豫,主要是不放心,怎么说也是自己的骨肉,放到那么远的广州,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他会悔恨一生。不过,犹豫来犹豫去,父亲还是将心一横,亲自把阿婆送到了广州。

阿婆知道,父亲的意思是不能违逆的。从老家到广州有一百多里路,那时的交通又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很多路都要步行。阿婆背着一个简单的行李,看着父亲汗湿的后背,一路上几乎一句话都没说。来到广州以后,父亲看了对方给阿婆安排的住宿的地方,又仔细地问过相关的事情,稍许放了心,便回去了。

阿婆出来送父亲。一直未说话的阿婆,这时不知有多少话要讲。讲她的担忧,讲她的害怕,讲她的无助。她觉得自己的心正在融化,眼看就要化作一摊水了。她就像一只小狗儿,亦步亦趋地跟着父亲。走到巷口时,父亲突然站下了,说:“回去吧,你……”阿婆吓了一跳,眼睛里当即充满了眼泪,用尽所有的心力叫了一声:“爹……”父亲怔了一下,头也不回说:“把工钱都攒下,到时我来拿。”

父亲走了。阿婆的眼泪一下子冲出了眼眶,噼哩啪啦地落在衣襟上。

4

阿婆在广州住下来,一切皆从头开始。

长这么大,她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陌生人,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物,包括人们穿的衣服,尤其是女人的衣服,被人拉着在街上跑来跑去的带顶蓬的车,还有那种四只轮子的乌光闪闪的小汽车,等等。最初,这些都让她害怕。还有那些街道和弄堂,蜘蛛网似的,一条紧挨一条,那么多!这也让她害怕(主要是怕迷路)。因此她很少或者从不一个人上街,每天老老实实地呆在干活的地方,顶多是闲暇时朝街上张望一会儿。

阿婆干活的地方在西关的杨巷,现在叫杨巷路,就在赫赫有名的下九路旁边。当年,杨巷以经营棉布闻名,被称作布业行市,是一处棉布的集散地,相当于现在的批发市场,当然也兼零售。巷子两边都是卖布的店铺(广州叫档口),一家挨一家。一到开档的时候,整条巷字都摆满了布。有成匹的,便一匝一匝地立在档口旁边,就像捆起来得稻谷。有的打开了,就一叠一叠地摆在柜台上,后一叠还要把前一叠稍稍地压住一点儿。

这些布,绝大部分是从上海那边贩过来的(也有一些是广州的本地货,不多)。而且,凡是上海来的布,还要特别标注出来。那时上海有几家规模很大的织布厂,名气非常大,货也特别好卖。当时最大众化的布是老黑布和老白布,稍好一点的是蓝丹士林,还有卡其布。当然,最好看的还是那些花布。花布以蓝地儿带碎白花的最多,还有白地儿带碎蓝花的、黄地儿带碎红花的,也有绿地儿带大红花或红地儿带大绿花的(所谓大红大绿),除此,还有水粉、淡紫、鹅黄、品青等各种花色……总之,人一走进巷口,就走进了一个色彩的世界,一个花花绿绿的世界。

各家档口开档以后,买家陆续来到,不久便会响起撕布的声音,而且会接连不断,一会儿这儿“嗤”的一响,一会儿那儿“嗤”的一响,此起彼伏。对有些人来说,这些声音是那么美妙,就像有人说的:“裂帛之音,美如天籁。”比如那些布行的老板。

阿婆干活的布店,名叫“远发行”。

阿婆在这里做杂活儿。

做杂活儿就是什么活儿都做。打扫卫生,包括档口的卫生和老板家里的卫生;帮厨房煮饭,从买菜开始,买回来还要摘,还要洗,饭煮好了,还要提着一只竹篮送到档口给柜上的伙计们吃;给老板沏茶,沏茶自然要烧水,一天不知要烧多少壶水……阿婆常常是放下这样就做那样,有时候这样还没做完,那边就在喊她了:“芝子啊……”

所以,阿婆非常忙,简直忙得脚不沾地。当然也累,一天下来,浑身酸痛,尤其是两个小腿肚子,感觉紧梆梆的,还有两个肩膀,感觉直往下坠。累尽管累,她却从不叫苦(她知道,叫也没用),该做什么做什么,不管谁喊她,她都会响脆地答应人家,然后一溜小跑赶过去。本来她就是个聪明孩子,又这么勤快,店里的人都很喜欢她。况且她年纪轻,累虽累点儿,睡一觉就缓过来了。

她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想家。

每天总有那么一会儿,她会觉得心里突然一空,随之一阵尖锐的疼痛,这就是她想家的时候了。这种情况有时候早上出现,有时候晚上出现。有时候,是因为一件从家里带来的什么东西,她无意间看到或触摸到了。有时候,是因为听到了从窗外传进来的什么声音,比方一个人招呼另一个人,妈妈高声招呼孩子。都会让她想家。想奶奶,想母亲,想妹妹,想弟弟,想房子,想房前房后的草,想院子里那棵龙眼树,想村前那片飘着雾气的水塘,恨不得马上就跑回去。如果是晚上,她就会哭,躺在被窝里哭,哭得抽抽噎噎,哭得那么伤心。

她在这里撑下去唯一的理由是赚钱,这是她的精神支柱。赚了钱可以帮父亲养家,可以供弟弟念书。想到这一点,她就不那么伤心了。她牢记父亲的话,把每个月的工钱包在一个花布包里,里面用一块白布,外面用一块黑布,包得紧紧的,放在枕头底下,等父亲来拿。

每隔两三个月,或者三四个月,父亲会来一次。为了省钱,父亲都是当天来当天走,每次都匆匆忙忙,基本是拿上钱就离开,最多坐那么几分钟,不会超过十分钟。这期间,父女俩会说几句话,当然都是极简单的话。父亲多半会问她吃得饱不饱,她说饱,父亲再问她累不累,她说不累。此外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偶尔,父亲会讲一些家里的情况,讲讲奶奶,讲讲稻谷的收成,讲讲新买回来的小鹅仔,讲讲念书的弟弟,说他可用功了……

阿婆一年只能回一趟家,就是在过年的时候,一般是从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五这几天。每次回家,她都要哭两次。一次是刚到家的时候,她会和家里人抱在一起哭,这是喜悦的哭,因为她又回家了。一次是临走的时候,她会和弟弟妹妹们抱在一起哭,一边哭一边给他们讲要听大人的话,给弟弟讲一定好好念书。每次回家,她都不想再走了,想留在家里,可是,结果还是离开了。

在阿婆来到广州的第四年,家里发生了一个天大的变故:她父亲得了一场急病,突然去世了。不用说,这件事对阿婆一家的影响非常大,简直就是天塌地陷。父亲下葬那天,母亲几度昏死过去。阿婆、还有弟弟妹妹,也都哭的死去活来,他们都明白,从此以后,他们的日子会更加难过。

安葬了父亲后,阿婆又在家住了几天。家里发生这么大的变故,有些事情自然要好好商议一下。甚至连阿婆要不要再去广州也需重新考虑。还有,弟弟要不要继续念书?按弟弟自己的意思,他是不想再念书了,他说我都十四岁了,不能再吃闲饭了,爹死了,我应该做活儿养家了。弟弟说着说着哽咽起来,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眼看着就要流出来。除了母亲,全家人都哭了。大家都知道,弟弟说的是违心话,知道他是想念书的。

那天母亲出奇的冷静,最后,她说出了自己的决定:第一,弟弟继续念书,因为这是父亲的决定,也是父亲的心愿,不可违背。第二,阿婆接着去广州做事,不然家里就没钱供弟弟念书。第三,家里的田由她和两个妹妹来侍弄,侍弄不过来就退还一部分。

听见这话,弟弟马上跪在母亲面前,用力磕了三个头。随即转过身,面向姐姐,同样磕了三个头。

阿婆愣住了……

5

弟弟念书的地方在离家十里的镇上(当地人叫“街上”),是一间官办的学校,学校的门楼上,专门挂了一块刻有国民党党徽的木牌,还刷了颜色,蓝的。因为学生少,规模并不很大,只有十几间房子,学生多半是周围富裕人家的子弟,有些孩子上学还要乘两个人抬的轿子,来到校门口,前边的轿工把轿杆往地下一放,就会从里面滚出来一个胖墩墩的男孩子,男孩子出了轿门,立刻倒腾着两条短腿奔跑起来,就像一匹小马驹子。

像弟弟这种家境的,不多。

每天早上不等天亮,弟弟就要起来,吃过母亲给他准备的早饭(有时候自己准备),再带上一个午间吃的饭团,马上就离开家门,朝镇上赶去。有时候要一路小跑。这样,无论冬夏,几乎每天都是一身的汗。走进学校后,一边摘下帽子在脸上抹来抹去,一边向遇到的先生行礼致意:“先生早!”有的先生会说:“啊,早。”有的先生则什么也不说,只点点头了事。

那时候,弟弟最怕下雨的天气。一下雨,路会变得泥泞。走起来一跐一滑,会影响走路的速度,有时候还会跌跤。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就会“啪嚓”一声,跌翻在泥水里。跌得好痛好痛。衣服也跌脏了。这是最让人难堪的事。有时候,还会遭到同学的嘲笑。特别是那些有钱人家的“公子”,会围着他嘻嘻哈哈地笑。他又羞又气,却无可奈何,只好躲开他们。他一般不和他们发生冲突。

下雨的时候,他经常打赤脚。因广东的雨季长,他打赤脚的时候便多,所以,他的脚总是比同龄的孩子大。

跟大多数孩子不同,弟弟除了上学,还要帮家里做一些事。寒假和暑假不用说了,就是星期天,他也要跟着下田。特别是父亲去世以后。有时候,母亲会说他:“就这么点儿事,一会儿就做完了……你快念书去吧。”他会朝母亲笑笑,说:“没事,在学校就念完了。”假如这一天不用下田,他也会自己找一点儿事情做,比方清理一下院子里的杂物,清理一下鹅栏里面的鹅粪。他大概觉得,不这样做就对不起家里人,更对不起远在广州的姐姐。

自从父亲去世,到阿婆这里拿钱的事就由弟弟来做了。不同的是,他来广州的间隔要比父亲长,一年就来一次,都是赶在放暑假的时候,学校开学之前,因为平常没有时间,还因为开学的时候要交钱。和父亲一样,他也是来去匆匆的。不过,阿婆会留他在这里吃一餐饭。而且总是去肠粉店吃肠粉,很便宜,白白的滑滑的粉皮里卷着一些肉馅,他非常喜欢吃。

有时候,还会给他叫一份蒸虾饺。

当然,阿婆是不吃的。阿婆会坐在相邻的凳子上默默地看着他吃。偶尔,阿婆会伸出一只手,不经意地碰碰他软软的油黑的头发。他心里一动,然后会抬起脸来傻傻地一笑——不知何故,在姐姐面前,他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

等他吃完饭,阿婆会把准备好的钱拿出来,帮他放好,嘱咐他路上小心。然后他就离开姐姐,消失在人群里了。

他走了几步,回头一看,阿婆还在那里看着他。

那时候,阿婆照例还要回家过年的,同时会把钱带回来。因此,寒假他就无需去广州了。

在那一班的学生中,弟弟是最用功的一个,学习成绩也是最好的,每次考试都在前五名之内,多是第一名。每逢学年结束,学校都会给学生发一张考试成绩单。除了考试成绩,上面还有老师用蝇头小楷撰写的评语。有一次,老师的评语居然写着这样的话:“家贫不是罪过,不是耻辱,自古寒门出英才,纨绔子弟豪门出。你要再接再厉,使学业更好,如此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这是一位好老师。

每年的成绩单,弟弟都保管的好好的,等阿婆回家过年时再拿出来,一句一句地念给她听。弟弟显得又兴奋又紧张,脸涨得通红。

有一年过年,弟弟还把阿婆领到学校去了。因是放假期间,学校一片冷清,所有的门都锁着。弟弟让姐姐看了学校的门楼(还有那个“青天白日”的标志),给姐姐念了一遍学校的名字,看了先生们办公的地方,接着穿过空寂的院子,来到弟弟的教室跟前,扒着窗户朝里面看了一会儿,弟弟还指着一张桌子说,我就坐那里,就坐那里。阿婆赞许地点着头。这是她第一次来到一间学校,在她的意识里,学校一直是个神圣之地。想到这就是弟弟的学校,她觉得蛮自豪。

从学校回来,弟弟对阿婆说,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就是要好好念书。

阿婆对弟弟说:“你好好念,念到什么时候姐姐都供你……”

弟弟很争气,小学毕业后又考上了县立初中,而且是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的。三年过去,初中毕业。这时弟弟面临一个抉择。在当时,初中已是很高的学历,全县也没有几个人,凭着这个学历,要谋一份职业非常轻松。弟弟非常矛盾,他很想就此打住,谋份差事,这样会减轻家里的负担,甚至可以养家了。可他又心有不甘,觉得这是浪费自己,这就好比一个人有了毒瘾,他有了读书的“瘾”。这其中也有老师的因素,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认为他是好学生,都鼓励他继续读书。

虽然几经反复,弟弟最终还是考上了全县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

阿婆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是1949年。

就在这一年,阿婆做事的“远发行”歇了业。老板把店里的存布折腾一空(好多都是减价处理的),携家去了香港,临走对阿婆说:“时局变了。不知这里还好不好活。我们先去那边躲一下,看看情况再回来。档口你先照看着,反正也没啥东西了。给你留下一些钱,够花一阵子了……”阿婆没说话,点了点头。

老板一去不复返。阿婆等了大半年,老板始终没有音信,留下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当时正好有一家织布厂招工,她就去报了名,还真被招上了,她把布店的门锁好,便到织布厂上班去了。

一直上到退休。

几十年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

(当然,这些年也发生了一些事。其中最大的一件,是弟弟考上了大学,那个大学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又出国留学。接着回了国,被分配到国家的一所研究院,还当上了副院长。)

(另外一件事,是工厂给阿婆分了一间宿舍,就是她现在住的这间。这房子原是一家富豪的宅第,后来被政府收为公产,政府又分配给织布厂做了宿舍,阿婆有幸分到了其中的一间。)

(还有,这期间,母亲去世了,两个妹妹嫁了人。)

……

6

阿婆一直一个人过日子。

这是阿婆亲口对我和小孙讲的,因此绝不会错。老实说,为了打听这个情况,我还颇费了一番踌躇。此前我一直没往这方面想,只以为阿婆的老伴儿不在了,想问吧,怕引起她的不快,不问吧,心里又总觉得是个事儿。后来我把“矛盾”推给了小孙。记得是在第三次见面的时候,我对小孙说:“怎么不见阿婆的老伴儿?你问一下,他是不是去世了……”

小孙迟疑了一下,大概也觉得不好问,不过最后还问了(小心翼翼的,满脸堆着微笑)。她是用广东话问的,因此,具体怎样问得我并不清楚。待阿婆回答后,她给我“翻译”道:“阿婆说她没结过婚。”

“什么?”我非常吃惊,“怎么会不结婚!为什么?!”

小孙似乎也很意外,又跟阿婆说了一句什么,然后对我说:“阿婆说,为了养家。还有,为了供弟弟念书……”

我说:“怎么会?结了婚不照样可以养家?”

阿婆声音轻轻地说了几句什么。小孙对我说:“阿婆说,这可不一样,结了婚就是别人家的人了。挣到钱也不能自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了……”

我许久没说话。关于这件事,阿婆就说了这么多,再没说别的。她似乎也不想多说。老实说,我深深地受到了震动,同时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居然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生活!而她却是如此的平静。

的确不可思议!

我想到了阿婆的弟弟,让小孙问阿婆:现在,弟弟的情况怎么样?

小孙问了。阿婆沉吟了一下,说了几句什么。小孙告诉我:弟弟已经去世了,就在去年。

哦!

停了片刻,阿婆突然想起了什么,默默走到衣柜跟前,蹲下身子,从里面取出一本影集,拿到我们面前,翻开让我们看。影集已经很旧了,用一块硬纸板做封面,上边印着一个工厂的剪影。影集里有几十张照片。其中有几张是阿婆自己的,有几张是和工友们的合影,大家都穿着工装,还有几张是跟年老的母亲以及两个妹妹照的(妹妹们都带着孩子)。除此,就全部是弟弟的照片了。

通过照片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历史。

弟弟的照片大小不等,颜色也不一样,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弟弟最早的照片是一张一吋像,就是那种“标准像”,看上去十分年轻,想必是当年贴在学生证上的。以后的照片逐渐变大,有二吋的,有四吋的,最大的一张是六吋的。照片上的人数似乎也在逐渐增加,最初是一个人,继而两三个人,然后是一大群人(上面还有题字,那是一张毕业照)。照片的背景也在变化,有的在学校门口,有的在风景名胜,有一张是在天安门广场,还有一张是在国外照的,看去像一个机场。

还有几张他和家人的照片,有夫人,有儿女。一家人有说有笑的,自有一种温馨,而且简直就要溢到照片外边来了。

影集的最后,是一张阿婆和弟弟的合影。

这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阿婆还很年轻,只有二十多岁的样子,头上梳着长及脖颈的短发,短发油黑油黑的,额头的右上方还“别”了一枚说不上什么颜色的发卡,身上穿着一件浅色上衣,领口滚着黑边,脚穿一双圆口黑面布鞋。照片上的阿婆坐在一张椅子上,弟弟笔直地站在阿婆的身后。那时的弟弟也是年轻的,身材很单薄,理了一个偏分式发型,浓浓的眉毛下,是一双清秀的略显不安的眼睛,穿着一双黑皮鞋。

照片是在照相馆照的。照片的一角,印着这家照相馆的名字。

这是这本影集里阿婆和弟弟唯一的一张合影。

据我推测,这张照片应该是弟弟考上大学那年照的。可我还说不准。于是我就想让小孙问一问阿婆,问问这张照片具体是哪一年照的。这时我才发现,阿婆在哭。

阿婆真的在哭!

阿婆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泪水正顺着她布满皱纹的眼角,一滴接一滴地流下来——看了让人伤心,非常非常伤心……

原载《十月》2009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24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