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文学的“本土言说”与文化自信
  • 2016-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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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江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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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广州塔命名谈起

距广州亚运会倒计时将近40天时,广州塔终于正式命名了,其间反复争论,纠结时间之长,既是广州人心态的一种展示,其实也是对广东文化自信心的一个考验。从政府到民间,从精英到草根,从网络到网下,每一个命名的背后都有一种心理呈现,很有趣,很微妙,也很有意味。十年以后写广州城市史,写广东地方文化史,都是不可忽视的一笔!海心塔、小蛮腰、南天柱、羊巅峰、广州塔-----每一个命名都是一种心理的外化。

就我所知,十万元大奖当初之所以落给了海心塔,除了电视塔所在地名是海心沙的缘故之外,是因为拥护者试图突出广州乃至广东属于海洋文化的理念,海心海心,海洋之心!并且有一个关于广州海洋文化的定位:西方的海洋文化是海盗文化,我们的海洋文化是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和平商业的文化。尤其是近代,一口通商,广州地位更为重要。她甚至代表了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并非全是黄土文化,还有广州广东这样的海洋蓝色文化。应该说,海心塔命名者的初衷也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无论广州塔的命名花落谁家,广州人的文化自信心始终还是有障碍的。当然,目前抓住我们视线的是媒体,而媒体所见不一定准确,或者百分百反映全部。因为那里头已经有官方政府的想法,有话语权握有者的想法。我们还不妨进一步追问:广州人,谁是广州人?土生土长?新客家呢?有文化的新客家难道全是北方来的卧底?或是中原文化的崇拜者?广州的媒体有多少新客家,值得调查,因为新客家永远有一个家乡的参照。而媒体之强势反而常常以他的说法代替了事实的真相。

二、“新移民作家”无法替代本土作家

媒体是一个方面,广东文学创作的现状似乎更能说明广东文化的不自信。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对本土作家本土创作的忽视。

我近两年开始接触广东作家的小说,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入粤外地作家不少,今年参加省鲁迅文学艺术奖评选,其所占比例之大,使我意外。改革开放三十年,大量人才入粤,“新客家”、“新移民”称呼已不新鲜,但非本土作家的数量比例,恐怕也是全国各个省份绝无仅有的。这是广东独有的现象:“青年女作家群”、“青年诗人群”、“深圳作家群”业已成形,共同构成广东的“新移民写作”。评论家张燕玲称誉其为“充满时代感与丰富性的新的文学板块”,可谓有创见的总结。

但是,这些来自外地的移民作家,优势在于故乡与移居地的文化反差,劣势也在于此。来自内地的童年经验与成年经历所形成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必定与岭南有所差异,有所冲突,有所隔膜,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岭南文化的独特性。“新移民写作”的创作资源来自反差,但仅此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整个广东文学艺术创作来说,对于独具一格的岭南文化继承与建设来说,还需要真正的进入、完全的融入。就此而言,本土作家具有天然优势。关于这一点,我在今年七月省作协举办的一次作品研讨会上,阐释了关于“地域文化的写作难度”的观点。在承认“以新客家身份移民南粤商业古都,其实也有借助一方水土崛起于文坛的可能,新客家自有新客家的视野与胸襟,不同文化熏陶形成反差就是优势”的同时,也质疑了不知地方方言——内心甚至始终怀有某种无法言说总有拒斥或隔膜的客籍作家——进入岭南文化的可能性。一是方言等地方文化的熟悉程度,二是对南粤大地故乡情感的强烈程度,都可能成为客籍作家的创作障碍。况且,真正使得客籍作家心动与投入的是近三十年的历史,是形成外在文化环境与内在心理反差的“移民生活”。因此,“新移民写作”与我所认可的文学创作的“本土言说”尚有距离。

比如最近同时推出五部作品的花都作家邓鸣。邓鸣是江西宜丰人,移居广州花都,可以称作“新客家人”。何谓“新”,一是后来者,二是新体验。琢磨一下这位新客家人对南粤文化的进入方式,也是我研读邓鸣长篇小说《羊城旧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5月第1版)的另一番收获。

《羊城旧事》写得并非羊城广州,而是毗邻广州的花都,作品里称为“绿都”,绿都市井一条街名“羊城街”。既然搭上羊城的名号,多半是为了突出地域文化特色,而“旧事”也为小说定了一个基调。通篇读来,邓鸣从容不迫叙事,重在风土人情。虽然也有时代背景,但重心只在南粤人物。解放前夕,大兵压境的紧张气氛主要是拉动情节,进而刻画人物。时代的力量只在后半部才得以强化,前半部则更多是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展现。1949年,解放前夕的南粤绿都,一个具有商业传统且得地利优势的小城,小城里有个大宅院,小城里的大宅院就是邓鸣作品人物活动的舞台,舞台不大,却有几个亮点显示。

首先是市井描写。南粤小城,市井街坊,三教九流,形神兼备。有文化的,无文化的,有财产的,无财产的,有身份的,无身份的,有德行的,无德行的,上至官宦世家,下至土匪痞子,即便是世外道人,也染上几分世俗气。邓鸣难能可贵处在于一路写来,不徐不疾,从不以主观制造波澜拔高或贬抑人物,而是让他们沿着各自社会角色的人生轨迹去运行。邓鸣来自江西老区,又是体制内人。据我所知:赣文化自古维护正统,忠实中原,与粤文化平视正统,对峙中原有天壤之别。作家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立场如何形成?南粤文化又是如何产生影响的呢?

其次是商人传统。南粤自古经商成风,绿都更是华南商业名都。鸦片战争后,已成海内外货物集散之地。汤鸣一家的商业兴衰历史,就是商业传统的一个写照,也是南粤文化颇具特色的一个侧面。作者显然对此有较深进入,绿都商界的一部发展史,展示了各方力量的博弈,也可视作近代中国史的一个缩影,各种商人形象为小说增色不少。

在“亮点”阐释的基础上,再深入一步,就可以触及到《羊城旧事》重点落墨的四个人群上。四个人群犹如四根柱子撑起长篇小说作品的总体框架,他们分别是文人、市井、商人、军阀。邓鸣毕竟是一个深受传统影响的文人,自古中国文人琴棋书画的钟爱在作品中宣泄无遗,“绿都才子”的相互唱和,彼此欣赏,作者娓娓道来,津津有味,偏爱有加。对当年孔夫子倍加赞赏之曾点式三五同党,沐浴春风,畅游山水间的快乐的描述,几近漫笔,乐而不禁,甚至不惜到了松散结构的边缘。但此人群描写在最出彩的同时也有两个缺憾:人物内心缺少变化;南粤文化渲染不足,缺少了由外而内的文化精神,缺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气质。

市井描写以女人、痞子为主,就像邓鸣写街坊吵架、庙会排场,常有精彩落笔,众多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令人惋惜的也是缺少深入开掘,多在肖像表面、市井表层,少了一份内在的文化气韵。“街花”三婆婆是作者最为钟爱外美内贤的年轻女性,可惜格格出身,代表一种来自中原的文化,其拿手的剪纸也来自北方。试想一下,此人物假如置换成南粤没落世家之后,或许可为《羊城旧事》增加些许南粤风情。难道新客家的身份终有局限?是地域文化的热爱不够还是自信心不够?或者下意识里兼而有之。

三、岭南经验:“本土言说”的珍贵

何谓“本土言说”?理论上很难准确界定,但我以为一定与出生地、童年记忆、祖先记忆、故乡记忆密切相关,一定与你生于斯长于斯贯穿你生命的某种文化传统有关,一定与你所痴迷所钟情所热爱的乡土情感有关。仔细品味一下当代作家的作品,出生地的情感与文化烙印,常常在作品中留下这样一种东西:无论你走得多远,无论你漂泊到何处,你的情感归宿在你的“本土”,也许你会走得很远很远,天涯海角,千里之外,但艺术家内心的故乡在原处,在老地方,这是命定的归宿,游子的归宿。世界各国作家一概如此,中国作家基于传统尤此为甚。广东“新移民作家”的大部分作品皆可引为例证。

进而言之:广东文学艺术创作的“本土言说”的历史使命将更多地落在本土作家身上,他们有人脉,有地气,有天然优势,眼下又有“天时”,什么天时?广东建设文化强省即是。以此思路看广州作家梁凤莲,她与她的作品可谓珍贵。理由有三:一、梁是广州本土作家,生于西关、长于羊城,熟悉东山,不缺乡土情感,更有强烈依恋;二、梁学至博士,且出洋游历,学养深厚,视野国际,晓岭南地理,知文化三昧,堪称广州通;三、梁苦干实干,二十年坚持不懈,著述丰富,小说、散文、理论、评论等多头并进,为识见拓展,为创作积累。梁志向远大,有“羊城烟雨四重奏”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可谓雄心四部,长卷一幅。工程浩大,业绩辉煌,其心其志,可圈可点!三点优势基于一身,人才珍贵可见一斑。十分显然,梁凤莲在《西关小姐》之后,借《东山大少》在文化描述方面又有大的拓展。散文集《情语广州》是我喜爱的作品,其中粤味,弥散全篇,《东山大少》一以贯之,有增无减,愈加浓郁。对羊城一个“食”一个“商”的描写,更有从形似进入神似的多处妙笔。

梁凤莲在她的《西关小姐》面世四年之后,再推《东山大少》,其为广州羊城文化立传的用意始终不变。“西关的小姐,东山的少爷”,这是广州人熟悉的一句老话,因为它们都是羊城最有底蕴、最有人缘、最有知名度的两块宝地。论历史悠久,西关可以上溯唐末“五代十国”中的南汉,南汉在广州立国,共历五主。南汉王室林苑落座西关,留存今日,西关建筑首推西关大屋,极具岭南特色;而东山呢?一栋一栋中西合璧的红砖洋楼,为羊城涂抹另一层文化底色。假如说,西关大屋代表清以前羊城的千年历史,那么,东山洋楼则代表近百年的广州历史。这个城市的时尚、风气、人脉、财源、权力都在这里上演一出出跌宕起伏的人间大戏。

《西关小姐》以女主人公若荷的人生命运主导全篇,而《东山大少》则以一群羊城男性支撑作品。假如说,前者是一枝独秀地刻画人物的话,那么,后者就是群峰称雄,是一种为广州男人塑造群像的方式。作家梁凤莲除了改变创作路数,还有何种艺术构思方面的考虑呢?《东山大少》全书共分九章,前八章均以男人为主角,唯有第九章以女子范妮为主角。无论作者有意还是无意,男人戏男人唱是这部长篇的第一特色,第二特色也是十分醒目,即叙述方式,以每一章的主人公为第一人称视角分别展开叙述。全书九章就是九个“我”的视角,九个“我”的叙述。

此处重点谈谈作者着力塑造的“东山大少”们吧!先是父子三人,父亲史南成乃入粤军人,与羊城缘分颇深,生儿育子,拥兵护城,视广州为第二故乡。此人虽在东山,却更多地像一个历史道具,以其内心焦虑折射当年陈炯明兵变的复杂局面,由于缺少大的历史场面描写,内与外并不十分“贴”,作为文学形象父不如子。相比之下,俩双胞胎儿子更显光彩:东山、东风,一武一文,哥哥直接以东山命名,也可见作者的喜爱。两位青年由军门少爷成为职业军人、再为商人的成长经历,可以视作东山这块特殊土地上走出去又回归,进退自如出入商界军界,有广州血性的少爷形象的青春成长史。另一位军人是史南成德副官范英明。作者对他用墨不少,褒誉有加,可惜他与羊城渊源未能深入,性格的立体感尚嫌不够。上述四人属于军人群落。

另一群落是真正的本土男性:同盟会会员梁康鸿,“海归”富商伍子鉴,由商入仕“浪子回头”的刘冕,出身名门的市长助理许凯然。作者把握他们,尤其是写到从商和羊城日常生活,往往胜过写军人,也许他们更接近羊城更亲近广州。文化的力量神秘且强大,即使作者本人再理性也都无法完全左右,其中创作规律值得追寻。梁康鸿梁老先生是羊城的传统人物,在他的身上可以窥见广州的性格;伍子鉴出身广州名门,留学英美,科技专才,从他的人生经历可见西风东渐的时代潮流;刘冕是西关出生东山成长的富家子,“浪子回头”的粤商,粤商一脉的强大甚至可以改变人生,其中大有文章;许凯然也是广州望族之后,以市长助理身份介入城建,作者试图以此描述城市的发展,但由于缺少富有冲突的事件,人物塑造与历史叙述有平面化之嫌。再者,广州是有宗教色彩的城市,作品有所涉及,可惜未能深入,本土与外来宗教,也是一个很好的创作资源。总之,此四人与彼四人,各有一章的话语权,梁凤莲用意明显,期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八个视角,展现风云;八个人物,塑造“东山少爷”。写人写景,两个意图;作者用心,读者期待。

再说长篇小说结构。八个男性,八个视角,加一个女性,九章各自独立,构成《东山大少》的“桔瓣式结构”。长篇小说中虽然有兵变、护城、城建,商业,以及几位男性与范妮情感纠葛作为背景,但八人之间并无统帅群体的一号人物,也没有纲举目张的中心事件。读罢全篇,我不由地猜想作者为何采用此种结构方式?我以为,无论作者有意识还是下意识,以下几点或许可以帮助读者找到答案——

首先是“东山”地域的定位,这是东山大少们的活动平台。东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城市地盘的后起之秀,东山花园洋房一跃而为广州的“政治前台”、“权倾之地”,民间普遍认同的“东山少爷”,就是“有权有势住东山”的羊城人物,是可以左右时势的人物。所以,这是历史的舞台,呼风唤雨的地方。其次,在作者看来,这个舞台上没有统帅三军的元帅,只有群雄并立各逞其能的英雄。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军人、商人、文人、官人都是主角,力量是多元的,文化也是多元的,似乎就不存在北方中原作品里常见的中心人物与中心事件。多元抗衡中心,多元消解中心。就像岭南文化一向不重“参天大树”,而更看重草木丛生。“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答曰:没有霸主,只有群雄。第三,人物刻画透视出多元价值标准。作者在南国的温暖与浪漫中呈现出多层次的男人性格,这是羊城男人的性格吗?既有血气方刚的豪迈,也有似水流动的柔情;既有沧海桑田的淡定笃行,又有倚马可待的执着坚持;既有静水流深的宽阔包容,又有大情大性的淋漓尽致;既有命悬一线的生死对决,又有洞策世事的随缘从容------从这些性格层面中似乎可以感受你一下无法言明的羊城性格,“远看草青近看无”,你难以把握却又无处不在的广州风格:任它天塌地陷,依然一盅两件叹早茶------有点我行我素,有点天不怕地不怕,有点坐看风云包容万物,却也有点麻木不仁,倒还真有点像广州的云吞面:包容、实在、丰富、好味道。家常、日常,不神秘,却又有点像一个谜:广州性格的谜。

也许,上述种种正是我们解读梁凤莲本土言说南国风情的入口;也许,文学本身就没有一统天下的主题,就如日常生活原本就是多个主角同演一台戏的“桔瓣式结构”;也许,等到梁凤莲“羊城烟雨四重奏”全部面世,我们才有可能找到问题的答案。因为,作品原本就是阐释的对象,其如山川,如万物,如天空,任何现成的结论都无法概括与穷尽它们的丰富性。

四、我的地域文化描述论

梁凤莲本土言说南国叙述的用心明确:“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语)。那么,文学如何进入历史呢?有两种途径:一是“新历史主义”方法,真实需要呈现,没有呈现的过程历史就有可能被遮蔽,历史需要被诠释与书写,否则就会在时间的长河中消失殆尽。二是金庸先生的观点,人们不能在小说和戏剧中去找历史,作品三分真七分虚,历史常常是平淡的,而艺术创作却要选取精彩动人的内容,它们不是历史,而是艺术创造。梁凤莲的小说创作显然是对上述两种途径两种方法的兼容并取。她所试图寻找的既是人类情感的普遍方式,同时也是人类文化普遍规律之中富有地域性的文化探求。具体来说,是寻找广州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情感方式、人性基因。总之,一句话,广州羊城独一份的东西,那无法言尽却又如空气无处不在的东西。

我在1995年参与“赣文化”讨论时,曾提出“赣文化描述论”,我所表述的“描述”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描述,它既需要在轮廓形象上的勾勒,更需要在内在精神上的摄取。因为我坚信:任何地域文化的积淀以至主流特征的形成,都与它的不断被描述有关。就好比面对一个相貌极其平淡的人,假如他被众人多次认真描述,那么,平淡之人也可能变得不再平淡,平淡无奇之处也可能凸显出来进而无处不奇了。

循着这一思路,我们似乎又可以将前文的假设推向一个极端,即使没有岭南文化特征,我们也可以将它“描述”出来。因为,特征可以在描述中凸显,内涵可以在描述中确立,文化可以再描述中显示其特有的风貌。何况,广州所代表的岭南文化一向与北方中原文化迥然不同,她真的是“离中原很远,离大海很近”,不但鸟语花香,而且独立南粤。就我个人感受而言,广东有公认的三大民系:广府、客家、潮汕,各有方言,各有民俗,各有历史渊源,另外粤西一片,似乎又是三系难以完全兼容,哪里来的人们似乎又有自己的持守。四面八方,平安共处,看似包容,其实都有执着坚守的一面。方言上的隔膜,地理上的遥远,加之意识形态上自古就有平视正统,对峙中原的传统,与赣文化自古忠实中原,维护正统,一向亦步亦趋的文化姿态,完全两样。而广州这座独具地域特色之城:既有千年传统历练,又有百年洋风熏陶,文化底色复杂,文化内涵丰富。梁凤莲生于斯长于斯创作于斯,接地气,续人脉,继古今,真是艺术家之幸运啊!我羡慕之。

所谓地域文化特色,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崛起,就成中国文学界热门话题,至今不衰。但凡新时期以来有较大成就的小说家,大多有一方水土作为创作资源、文化支撑与作品特色。例如,贾平凹之于陕南,路遥之于陕北,莫言之于山东,王蒙之于新疆,邓友梅之于北京,刘震云之于河南,冯骥才之于天津,韩少功之于湖南,王安忆之于上海,叶兆言之于南京,苏童之于苏州,余华之于浙江,迟子建之于黑龙江,铁凝之于河北,池莉之于武汉------国外大家更是举不胜举,按美国作家福克纳的话说,就是需要拥有“一个邮票大的地方”。进入21世纪,全球化网络化经济一体化风气日盛,但各国各地各民族反而更加重视各自的文化,防止一元化,鼓励多元化,已成共识。

古人云:“橘生淮南而为橘,生淮北而为枳”。其实今天看来无论橘枳,各有自我,它们是平等的。就艺术而言,关键是有无表现出其特色与气质,那是独一份的东西,远看草青近看无,却又是可以真切感受的,于表象存在,与深层抽象。或许,我所说的“本土言说”恰恰是广东文学从“地方”抵达“中国”乃至“世界”的有效途径之一。在“世界是平的”之网络时代,属于地方本土的“原生态”将更显珍贵,因为人类在日益同质化的今天,已经意识到我们需要一种平衡,一种抵抗,一种未来学家所说的高技术下的高情感。

五、结语:我们需要一份地域文化的自信心

话题回到广州塔,无论那个命名,我们都得有一份地域文化的自信心,有一个海纳百川的大胸怀。由此自信与胸怀,就不必为广州塔的命名而愤怒而沮丧而痛心疾首,为何有东方明珠的参照?人家抢了东方,你就非得有一个南方不成?迪拜塔就很自信,广州也得有一份文化自信,管他啥名,我就是广州,我就是南方,离中原很远离大海很近。

我们的亚运会也得有自己的搞法,不必学奥运,更不必向世博会看齐。我真是要向广州塔的设计者荷兰的马克、海默尔夫妇——那对设计时还并无大名的设计师夫妇——一百个敬礼!为啥?因为他们的广州塔设计抓住了岭南文化的风格气质中的一部分:柔美,秀美,委婉,女性,亲切,亲和,不野蛮,不霸气,不粗鲁,是和平主义的,是融于自然的-----一个巨大的坚硬的冰冷的钢铁造物,居然被设计者赋予了“小蛮腰”的婀娜神韵,上天赐予这对夫妇以神奇般的启示,工业化象征的钢栏铁架与广东岭南大地的风韵在一个历史的瞬间糅合贯通犹如天地造物。由此,我平添了一份对广州塔精神的理解,由此,我也平添了一份对广东岭南文化珠江文化神奇力量的膜拜与热爱,一份来自山川大地,来自一亿广东人民的文化自信心!

(江冰,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