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地区的私园与文人的生活方式(二)
  • 2016-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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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陈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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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末魏西晋时期是庄园经济的发展期;疏离文人趋向以庄园为寻找极乐的地方

汉末魏西晋时期是庄园经济的发展期,其特点是庄园主身份、庄园的规模和功能开始多样化。例如,庄园主的身份既有庶人出身的人,又有权贵。三国时以庶人身份做小官的李衡,就曾“密遣客人于武陵龙阳汜洲上作宅,种甘桔千株。”至吴末,“衡柑桔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能以桔园谋生 [34] ;而权贵“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35]

随着东汉末年二次“党锢之祸”[36] 对士(文)人残酷迫害的发生、作为士(文)人进取途径的察举征辟制度的崩溃和军阀混战局面的形成,士(文)人个体与“官本位”意识疏离、寻找新的生活方式的契机成立;而统治集团内部残杀士(文)人的威胁迭起 [37],则更强化了文人的疏离之心。而西晋后期,诸王乱起,文人处境尤为艰难。如,顾荣在齐王幕府“恒纵酒酣畅”,对同乡张翰曰:“惟酒可以忘忧,但无如作病何耳。”[38] 他又与州里杨彦明书曰:“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39] 社会的失序使文人精神失序,士(文)人始终处于极度的矛盾、焦虑之中:他们强烈地意识到社会的险恶,因而分外地热爱生命、追求自由,但他们又放不开过去的价值观念(立功、礼教观念等)。这种思想上的严重分裂,迫使文人对出路进行思考。可以说,历史的机遇决定了文人的未来走向:既然土地制度、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庄园,那么文人自然会利用庄园作为生活的基地。

其实,历史也真的这样发展着。早在东汉末年,儒生仲长统(179—220)就将庄园经济与老庄思想结合起来,建构出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仲长统(下面引文即仲长统《乐志论》)“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閒。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40] 代表着士(文)人普遍心态的仲长统的思想,源于庄园经济这个社会现实,成了他们向往的生活目标。

到了魏晋时期,文人极力强调自我的主体性,继续为文人庄园生活寻求理论支持。“隐显在心”由玄学代表人物郭象提出,并在西晋后期风行开来。《晋书·向秀传》说:“秀乃为之(《庄子》) 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41] 郭象注《庄子·逍遥游》时指出:“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 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 [42] 以这种玄学的观点看来,贤人君子只要能做到“不以王务婴心”,即有拒绝“官本位”价值观的主体性,也能达到脱俗的目的。

这种观念在庄园生活中则表现为将汉代作为宗族聚居之地的庄园变成文人的人生享乐之所。如《三国志·曹爽传》曰:“()晏等专政,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43]。《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引《向秀别传》云,向秀“与吕安灌园于山阳,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费”[44]。而石崇《金谷诗叙》云,石崇金谷别墅“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45] 直欲聚天下最好物品以供享受。

3)东晋南北朝时期是庄园经济的成熟期;文人庄园生活进入日常生活哲学化、审美化时期

东晋南北朝时期,庄园经济臻于成熟,成熟的标志是庄园主身份、庄园规模、功能都更为多样(增加了审美功能)。如,《抱朴子·外篇·吴失篇》说,江左豪族“田池布千里”,“僮仆成军”,可以“闭门为市”。[46] 还有东晋末陶渊明(约365—427)也有自己的田园,并且土地也是其谋生的对象 [47]。又如,《宋书》载,刘宋的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武康镇)人沈庆之(386—465)是著名将领,他在建康城南的娄湖“广开园田之业”[48]。《梁书》载,梁代吴郡钱塘名士范云琰家贫,“唯以园蔬为业”[49]

而东晋疏离文人庄园生活则进入日常生活哲学化、审美化时期。“永嘉之乱”导致了西晋王朝的灭亡,中原士族纷纷逃奔江南,拥戴琅邪王司马睿为帝,建立了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并不得不与士族携手共治天下。[50] 这种“王与马,共天下”的皇帝与士族联合执政的门阀政治直到东晋终结未有改变。东晋士(文)人同朝廷的关系协调,暂时消除了与朝廷对抗所造成的焦虑,于是士(文)人便根据自己的理想来设计庄园生活,努力将庄园建造成为谢灵运所称的“幽人憩止之乡”[51],把仲长统《乐志论》设计出来的理想生存状态变为现实。

在庄园疏离生活中,文人风流自许,谈玄说佛,品评人物,于山水自然中切入一种审美的意境,“游目聘怀”,体悟生命。谢灵运《山居赋》在言及他的庄园构造和庄园生活时说:“剪榛开迳,寻石觅崖。四山周回,双流逶迤。面南岭,建经台;倚北阜,筑讲堂。傍危峰,立禅室;临浚流,列僧房。对百年之高木,纳万代之芬芳。抱终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长。谢丽塔于郊郭,殊世间于城傍。欣见素以抱朴,果甘露于道场。”[52] 经台、讲堂、禅室、僧房,这些都是有关东晋之前庄园的记载中没有出现的建筑,颇有哲学味道。深受玄学影响的士(文)人向往一种“静”、“寂”的境界。

文人在庄园生活中的主体性追求,表现为具有疏离“官本位”意识的超越精神和隐仕互换、力求把握自我人生道路方向的从容风度。在整个东晋时期,王、谢、庾、桓诸大族相继弄权,但是即使像王导这样的重臣也有“(庾)元规若来,吾便角巾还第”[53] 的打算。像谢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54]。不少文人表示,自己的家就在“园”中。如东晋支遁(314—366)《咏怀诗五首》其四云:“灵溪无惊浪。四岳无埃尘。……近非域中客。远非世外臣。憺怕(一作澹泊)为无德。孤哉自有邻。”[55] 支遁表示并不想作“域中客”或“世外臣”,那么“家”就只能在“庄园”中。东晋孙绰(314—371)《赠谢安诗》云:“遂从雅好。高跱九霄。洋洋浚泌。蔼蔼丘园。庭无乱辙。室有清弦。足不越疆。谈不离玄。心凭浮云。气齐皓然。”[56] 他表示文人家园就是“丘园”。

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东晋以降,文人的生存物质基础“庄园”已经具备。唐前文人生活方式已落实到坚实的政治经济背景;文人发现,儒道的超越精神、各类文化习尚和山水田园的宁静生机(审美对象),可以构成一种文人的庄园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体现了这群文人内心激荡着的自己所处阶层的普遍愿望——主体性的高扬。

(陈詠红,广州大学副教授、上海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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