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界积极创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文化心理分析
  • 2016-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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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陈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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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许多学者从地理空间角度热心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不小反响。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而言,采用一种研究方法或者采取某种研究视角倒是其次的事,首要的是要建立一门新的学科。他们要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建立一门全新学科——文学地理学。当然,这不是一时的冲动,实际上是中国学术界近二三十年学术积累的结果。1986年,金克木发表学术随笔《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1],中国大陆学术界从地理空间角度研究文学的实践活动便有意识地展开了。至今发表这一类别的论文达700篇以上,出版相关著作不下60余种。[2] 二三十年的时间里积累了颇为丰厚的学术成果。2001年,胡阿祥等人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过程中进一步提出创建“中国历史文学地理”的主张。[3]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主张得到了不少人的应和,在学术界不断发酵。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11月11日至14日,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广州大学中文系共同主办了首届中国文学地理学研讨会,并成立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建立了完整的学术组织,标志着文学地理学这门学科进入了实质性的自觉建设阶段。

2012年12月10日至12日,由广州大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共同主办的“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广州举行,除了大陆的众多学者,香港和澳门也有学者参加,日本、韩国的学者也加入进来,人数达到100多人,议论的中心是把文学地理学建设成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一门独立学科。 文学地理学建设的学科属性和目标定位进一步明确了。2013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三届年会” 在南昌召开,会议的主办单位增加了,除了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广州大学和中国文学地理学会,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在积极争取下也得到了主办的资格。参会学者的数量相比第二届学术年会也有所增加,尤为重要的是这次参会人员的地域分布更加广泛,学科背景也更加多元化,出现了自然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和现代地理信息系统向文学地理学学科输送营养和深度融合的态势。第三届年会深入探讨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和知识体系,梳理了文学地理学的中外学术史,谋求建立文学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基本研究方法,切实把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设向前大大推进了一大步。这次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远在兰州的西北民族大学表达了要主办文学地理学学会的愿望,正式提出承办下一届学术年会的申请。一时之间,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气氛在中国大地遍布开来。

就这样,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在中国学术界深入推进了,这在中国学术界显得别开生面,在世界学术史上也称得上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事情。

对于西方学术界而言,从地理空间角度研究文学现象其实是很早的事情。18世纪,德国批评家J·G·赫尔德在运用自然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评论文学作品时常常论及地理因素对文学的深刻影响。19世纪初期,法国著名学者斯达尔夫人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等著作中从地理环境角度研究欧洲文学,将其分为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深入探讨它们各自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对后来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后,法国史学家兼评论家丹纳在其文艺学名著《艺术哲学》中系统论述了“种族”、“环境”和“时代”对文艺的作用,牢固确立了包括地理因素在内的实证研究在文艺研究中的地位,直接促成了“文艺社会学”学科的建立。此后,在文艺社会学的发展中,文学的地理因素一直作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文学和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在这样的关注中聚焦和放大,最终促成一门新的学科——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立。从这样一个简单的学术史梳理来看,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立确乎成为中国人的发明创造了。

眼下,文学地理学这门新学科已经在中国学者的热心助推和积极建设过程中了。这在中外学术史上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如前所述,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背后隐藏的是中西方学术界在同一研究对象面前颇为相异的行为选择,这样便构成了有趣的对照;可以想见,在这种对照中必然包涵了中西方社会复杂的文化讯息,循此便可以深入到中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一方面,从文化的核心层面认识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独特角度审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特性。

曾大兴、陶礼天、梅新林、邹建军等人可谓积极推动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的代表人物。对于建立文学地理学这门学科,曾大兴这样表露他的心迹:

就文学这个一级学科来讲,它的……二级学科如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等,都是20世纪初期以来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只有文学地理这个二级学科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创造”。[2]

曾大兴在这里特别强调了文学地理学学科建立的中国属性。这是中国学人渴望自己创建新的学科门类的心态表露。19世纪后期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压迫和冲击下,中国逐步吸收、采用、建立了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在民族性格的心灵深处,这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事实上,面对西方现代学科体系,中国学人内心一直存在着深深的屈就和压抑感。什么时候由中国人自己完全创建出一门学科来呢?这成为蛰伏在中国学人心灵深处的强烈呼唤。曾大兴等人终于在文学地理学这里找到了一个不错的突破口。于是,内心深深的压抑感有被疏散的感觉,在学科建立之初就迫不及待地表达出来。自然,这不只是曾大兴个人的心迹,实在是压抑已久的中国学术界普遍心声的吐露;曾大兴有幸成为这一心声的代言人。所以,单就这一点而言,文学地理学学科建立的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表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吸纳、融会贯通,中国人终于到了自己创建学科的时候了。不管文学地理学学科未来的发展状况如何,仅仅凭借这一点历史就会记住它。不过,仅凭一种心态是难以建立起一门学科的,所以,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立还需要结合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特性,寻找创建这门学科所需要的其他条件,这就要求探寻中国文化自身的特殊性了。弄清楚这方面的问题,也就回答了西方人为什么没有能够建立文学地理学这门学科的疑问。

中国文化是以传统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奉行的是“实用理性”原则,“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不去探求、讨论、争辩抽象思辨的哲学问题。[4]换句话说,这种思维兼具实用主义的有用性和实证主义的就靠现实实际的特点。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比如,东汉的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就“以诗证地”,援引《诗经》中的某些篇章和诗句来佐证“故秦地”的自然人文环境,而南宋朱熹在《诗集传》里大量使用“以地证诗”的方法。[2]。这些做法都在有意无意把文学作品往现实实存的层面靠拢。这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形成一个强大的传统。因此,单从注重文学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实践的人物就数不胜数,除了前面提到的两位,还有南朝的刘勰、唐朝的魏征、明朝的胡应麟、清朝的沈德潜,等等。到了中国近现代,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王瑶等人也在继承这一传统;梁启超甚至明确提出了“文学地理”的概念。

所以,近些年中国学术界热衷于建构文学地理学这门学科,表层与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治学方式存在紧密关系,深层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在暗暗起作用。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积极创建者邹建军这样规范他们所要建立的学科的属性:文学地理学的存在与发展,并不只在于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而主要在于其特定的研究对象,那就是文学中的地理空间问题。这就要求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运用这样的方法:在文本解析中发现作品与地理相关的细节、元素,研究者要根据文本信息“实地考察”,并借用地理学“图表统计”的方法,等等。[5]这种诉求和班固、朱熹他们的做法在精神上何其相似,这实际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局中人对自身“实用理性”的思维特性和实践追求的最清晰的展示。

反之,我们可以在对西方文化的观照中,追溯一下西方人在文学与地理环境关系研究方面的努力,借此发掘一下西方世界未能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原因。19世纪,西方在斯达尔夫人、丹纳等人的努力下,也由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创作的兴盛以及围绕这些创作所展开的文学批评的活跃,空前凸显了地理环境在文艺批评中的意义。但是,这一势头并没有持久保持下去,随着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消歇,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20世纪初期,形式主义批评在西方兴起,西方文艺评论界开始着重关注文学的内在形式问题,到了英美新批评流行的阶段,则明确主张文学批评要把文本的内部世界和外在环境区分开来。而结构主义批评一心营务于发掘文学文本的内部结构。西方批评界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西方文化中一直强调文学的虚构性,强调文学的“游戏”性质和表现心灵世界的自由创造功能。20世纪上半叶,当现代主义文学让西方文学更多承担起思考人类命运的哲学重任,西方文学愈加显示出“抽象思辨”的特点,可谓“玄而又玄”。这样的文学实践和与此相关的评论显然与斯达尔夫人、丹纳等人的文学批评渐行渐远。所以,西方人面对着与中国人颇为不同的文学传承,而在西方的大文化传统中,从古希腊开始的注重哲理思辨的特质就一直是其文化的轴心,当20世纪西方文学与现代哲学愈益合流的情况下,指望在西方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产生文学地理学这样的学科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可能有人会说,20世纪西方理论界不是出现了“空间转向”吗?这不是和文学地理学很切近吗?但是不要忘了,20世纪西方理论界出现的“空间转向”也是偏向空间的抽象思辨,仍然属于哲学的范畴。

当然,以上的论述用意并不在否定中国学术界建构文学地理学学科的行为。这样做的意图在于厘清文学地理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现身的原因。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国人创建文学地理学学科实在是源于中国文化自身的逻辑,自然有可能做得很好。虽然我们不能轻视文学的想象和虚构性,但是也不能轻视文学现实性、实存性的一面。任何文学都是大地和人类活动的产物,都离不开自然地理环境这一重要的基础性因素。从地理环境角度出发确实能澄清文学的诸多问题,比如文学的地域性问题,文学中的生态主题,作家的行走与文学创作关系的变化,等等。考虑到文学地理学学科产生的中国因素,再考虑到中国的悠久历史和中国文学自身的复杂性,今天在中国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确实是颇为紧要的事情。中国有建构文学地理学学科得天独厚的资源。中国的疆域广大,地理环境的复杂多样在全世界少有,这是造成中国文学丰富多样性的极为重要的因素。而这种丰富多样性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又为一茬又一茬的文化人的行走和文学创作的起伏叠加,使文学的复杂多样呈现几何倍数的增长。这样丰富的资源足以支撑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者们持久挖掘下去。可见,也是中国文学存在的独特性催生了文学地理学这门学科。有这样的文学资源,加上学者们创建新学科的强烈渴望,为什么不让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建立、发展和成熟呢?

但是,基于中国人的思维惯性,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设过程中要警惕在文学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评论中对文学想象性和虚构性的侵害。文学的本质毕竟在于文学性本身,在于它对人的心灵的“自由”建构,在对人的存在形式的深度反思。所以,切不可在追索文学的地理因素的过程中忽视了文学的本质,妨害了文学中的“形而上”的思考。当然,文学的“地理学”也存在“心灵”和哲学的问题,但是,文学中的心灵与哲学要比文学中涉及的地理因素所包含的哲学要大得多。这样,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的同仁们就需要迫切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文学地理学的基础理论问题。

从目前情况来讲,文学地理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已经得到了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者的足够重视,不少学者目前都把目光聚焦在这一点上,比如,杨义、梅新林、刘小新,还有前面提到的曾大兴、邹建军等人。2013年,陕西理工学院的李仲凡团队获得名为“文学地理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着手系统深入研究文学地理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意味着“文学地理学”学科在国家层面获得了认可,当然更是对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理论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于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设而言,这是极好的,极为重要的事情。因为只有把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弄清楚了,才能建立起一门科学的学科,才能在文学研究过程中有效克服在关注文学中的地理环境问题时伤害文学本质的危险性。

这里提供一个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思路,就是在文学地理学学科构建和运用文学地理学理论从事具体文学研究的时候,为了不使研究工作过于粘滞在实证的地理因素层面,应当重视20世纪西方理论“空间转向”方面的成果,关注列斐伏尔等人的空间理论,因为这些富于思辨的哲学理论知识,有更加切近文学本质特性的一面,从而可以有效克服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因为实证性研究带来的片面性。


参考文献:

[1]金克木.旧学新知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220-228.

[2]曾大兴.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文学地理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J].江西社会科学,2012(1):5-13.

[3]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74.

[4]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34-35.

[5]刘遥.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与发展前景——邹建军教授访谈录[J].世界文学评论,2008(2):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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